明“识”乃成功之基础                                             网站编辑

                     明“识”乃成功之基础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引自《曾国藩家书》

什么是成功的基石？一千个人会给你一千个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中一定有一些是重叠的。我们总是看到那些成功人士，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例如他们怎样由一贫如洗变成百万富翁，怎样由一文不值变成使人崇拜。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都在无形中突出了自己是因有先见之明，才取得成功的。

见识，其实是一个人成功所必需的事项之一。何为见识，就是你要做到明晓大体，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无疑是很难做到的。有人也许会说，上天肯定在造人的时候不公平，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上天忘记将这一点放进我的脑袋里了。其实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并非难事。每个人在出生时，就都被赋予了发现的双眼，只要你善加利用，就一定能够做到。

曾国藩认为如果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就必须要达到一个“明”字。这个字既是光明的明，也是明白的明。翻开词典，找到这个字，你会看到很多解释。但是有些时候，字并非字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就拿这个“明”字来说，曾国藩在不同的方面，赋予了它许多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官员，治国就必须要为你的百姓负责，你要做到明，也就是明达公正；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你更要明，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你要为你的国家尽忠，所以在鉴别选优人才上，要有识人之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你自己，在修身养性上，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知晓天命。简单地说；就是要想做个有见识的人，首先要学会认识你自己。

一个连自身都看不清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参透人性，豁达于世，怎么能期待他从细微之处推断未来的发展呢？其次在认识自己之后，要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试着运用最适宜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等你做到了前两点，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到远见有识了，更能够顺势而为，取得成功。

例如秦朝时期的叔孙通，就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四朝为臣，每一朝都能够美名扬世，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叔孙通起初在秦朝当官，当他知道秦二世的寿数已经到头了便赶紧溜回了老家山东。这时，山东已被楚占领，叔孙通就投归了项梁。项梁败死后，又跟从了楚怀王。项羽杀死楚怀王后，叔孙通就顺便侍奉了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见势就归顺了刘邦。

第一次拜见刘邦时，叔孙通峨冠博带，十足的儒生打扮。刘邦见叔孙通这般穿戴，心里就有点厌恶。精明的叔孙通立即明白了，再见刘邦时就换成了短装，一副刘邦家乡人的模样打扮。刘邦看得顺眼，心中就有了几分好感，见他很聪明，就拜他为博土。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个儒生弟子跟随他，但他做官后却一个也没推荐，反而专门推荐那些能打仗动武的人。弟子们对此很不满，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现在正在打仗争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现在只能推荐那些能扛旗拿刀的人啊。你们不要着急，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汉五年，刘邦已经平定了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刘邦废除了秦朝的严刑苛法，制度简单易行。但是昔日的功臣们常常在朝廷上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嚷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到这种情况，就对刘邦说：“儒生难以进取，却可以守成。臣请皇帝征召鲁地诸生，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刘邦说：“很难吗？”叔孙通说：“我参照古代的和秦朝的礼法就可以了。”刘邦便答应了他。

经过一番讨论、修订、演习，叔孙通的礼仪制度终于定好了，一改群臣在宫殿上的粗野行径，使刘邦真正体验到了做天子的威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

叔孙通看到刘邦尝到了兴文建制的好处，开始对文人感兴趣，便不失时机地向他推荐了追随自己多年的那些弟子，被弟子们誉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作为一位有识之士，首先你要看得清自己，其次才能够推及他人，甚至人生。一个人要懂得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让自己适应情况的变化，在变通中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才能够达成大事。曾国藩的一生，能够做到自省自知，遇到事情懂得由此及彼、具体分析，才能够成就大业。遇到困难，暂时不能达成愿望，他也没有选择硬碰，而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因为目标并不是光凭实力就可以实现的，认识自己之后，遇到问题要能做到尽量顺水推舟，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聚齐时，目标自然就达成了。

“忠”乃安身立命之法宝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引自《曾国藩文集》

在我们一般人眼中，“忠”与“愚忠”是同样的意思。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使我们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让我们交到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古往今来，又有谁会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自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曾玉屏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卧床不起，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没有半点怨言。正是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特别强调以孝悌为本，这也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杜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成员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牺牲个人权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最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

曾国藩在家庭中极力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所治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入则孝”“出则忠”，是当时社会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紧逼。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依靠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的曾国藩，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众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夕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曾国藩在其一生中始终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这其中，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劳累过度。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而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势力不断扩大，成为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曾国藩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曾氏兄弟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的湘军秘闻：

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送上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二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

屏息良久，曾国荃来到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当时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想法，这可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等都属于劝进派。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冀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韵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口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曾国藩不敢乘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称帝的事，尤能反映其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人才选拔最重忠义朴实

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

——曾国藩引自《冰鉴》

为了使湘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特别重视湘军将领的选拔。他认为，湘军的组建，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是否得当，如果将领选任得人，不仅弱旅会成为强军，而且还能带动一批正直而有才能的人自愿为朝廷效命。若是用人不当，则不但不能与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对抗，更重要的是不能“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故曾国藩创建湘军之伊始，即把选将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关于湘军将领如何选任，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黄顺力在《试论曾国藩的建军思想》一文中将曾国藩的选将标准总结为四：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第一．血性为主。

所谓的“血性为主”的含义，是指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朝廷，自觉维护道德秩序，具有拼死作战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

带勇的人，第一要才能足以治理百姓；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是只要缺少其中的一点，就万不可带勇。大致上，有忠义血性；这四者就会相随而俱备；无忠义血性，只是貌似俱备四者，终究不可任用。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的人带兵打仗，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朝廷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廉明为用”。

曾国藩曾经这样解释：

为将之道，谋略和勇武不能勉强，“廉”、“明”二字却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弁勇对于本营的将领，其他事还不太在意，只有银钱方面的廉洁与否，保举的得当与否，总有众多的眼睛盯着，并互相议论。只有自身廉洁，公私款项的出入，使全营的人都知道，其品行才能深服弁勇的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手下常常沾光，这样才能足以指挥别人。

曾国藩为官多年，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日益加深兵士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曾国藩要求将领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他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的心目专从银钱上注意，如果将领在银钱上不苟且，兵勇们就会既敬畏而且顺服；如果银钱上苟且，就会平时讥讽议论，战时不听指挥。

曾国藩对于官场中的腐败积弊十分痛恨，他知道仅靠口头上的训诫与要求并不能真正杜绝腐败，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使官吏将领本身既可享有比较优厚的奉禄，完全不必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曾国藩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心从根本制度上将将官的利益明确规定下来：初步确定湘营的饷项，稍微表示优裕，希望每月有所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提高兵勇的士气。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

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声与地位日益尊贵，岂有怕穷的道理？常使部下的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就会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为自己打算，惹人议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别作名利双收的梦。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

“明”这个字，第一是在临阵之际，分清谁冲锋陷阵，谁随后助威，谁与人合力围堵，谁见到危险首先逃避。看明这些，又对平日办事的勤惰虚实，逐一细致考核。这样久而久之，即使一兵一勇的所长所短和贤良与否，都可以了解个大概，这样就逐渐接近明了。

曾国藩认为，一军之内，也必须将是非一一拨返到正理上来，这样政绩才稍稍可观，将领必须以“廉”、“明”二字以为基础，让智、信、仁、勇等美德逐渐积累，渐臻完备。若不从这二字下手，其他品德也茫无把握。

曾国藩强调的守“廉”选拔将领，以及必须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弁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曾深深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再生，或许可以改换孱弱之兵的筋骨；孔子再生，也难以迅速改变军队的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银钱无法计算，但是现在大难来临，却无兵可用，实在是因为官气太重，心眼太多，淳朴散漓，真心荡然无存”的缘故。

为了使湘军不出现绿营军毫无斗志的情况，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而少心眼的人，这样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眼多的，一概不要”，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试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气。他说：

有取人的范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话为要点。办事的方法，以“五到”为要。“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如作吏就要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就要亲巡营垒，亲探贼地。心到，即凡事苦心剖析，哪个是大条理，哪些是小条理，哪些是初始的条理，哪些是最终的条理，都要整理出端绪，加以区分，又依其类别，加以综合。眼到，如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手到，是要对于人的长短、事情的关键，随笔写记，准备遗忘的时候用。口到，指使别人的事，既要有公文，又要苦口叮嘱。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眼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悍强的力量。

第四．“打仗坚忍”。

曾国藩自己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阵陷。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对手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薛福成后来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领和士兵，“立坚忍不拔之志，终于练成劲旅”，后来“数年坎坷艰辛，在成败绝续的关键时刻，不惜孤注一掷，与命运抗争；当危疑震撼之际，常常百折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毋庸置疑，曾国藩“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相当有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湘军选将的要求，可以看出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他说：

有德而无才来辅佐，就会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作为骨干，就会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虑人。自修的方法，观人的术略，都以这一点作为衡量的标准就可以了。

另外，关于“文人带兵”的思想，也与曾国藩低调做官的哲学是紧密相连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建传统文化思想精神之中的保守者和创新者，他们往往将作为精神价值的“忠孝礼义”视同生命，为做到这些节义之事，他们往往虽万死而不辞。

曾国藩要立文人带兵的思想，正是要利用文人较高的智商和急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调动起他们的忠诚，为剿灭太平军而拼死效力。故曾国藩在选拔将官时，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据历史学家罗尔纲考证，在湘军的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近百分之六十。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隋丽娟，在以阶级论观点评价曾国藩的文人带兵思想时说：“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从1854年湘军建立，短短几年内湘军便逐步建立起一套全新而且完整的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制度，使湘军将领和湘军整体的素质和战斗能力较绿营军有明显改观。单就草创之期所选用之将领的年龄计，就比绿营军的平均六十岁，降至三十几岁，而湘军中作为最年长者的罗泽南也仅有四十六岁，可谓生龙活虎，焕然一新。在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尤其有一套聚拢人才、培养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有效方法，使湘军上下英才济济，各尽其能，为湘军的日后强大奠定了十分坚定的基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