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尔尧，1945 年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1963 年毕业于无锡市第八中学。1964 年，他前往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大队方家生产队插队落户。此后，他历任生产队社员、小队会计、大队赤脚医生。1978 年，任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后转为民办教师；1979 年，转公办教师；1980 年，调至溧水县朝阳初级中学。1989 年，调回无锡市马山区，先后在马山区碧波小学、马山中学任教。后来，马山中学并入梅梁中学，他于 2005 年在梅梁中学退休。
第四章 成家立业更艰难，苦中带甜很幸福
王复华于1965年底来到潘村，至1969年决定离开。他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打算迎娶潘村的一位姑娘，而村中家族之间的关系变化，使他无法继续担任生产队会计一职。此外，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是住房问题——他自到潘村起就一直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单身时尚可应付，但娶妻生子后若仍住在仓库，显然不妥。
权衡之后，王复华决定返回我们方家生产队。当时，知青点那三间小草房仅我一人居住。原先同住的四人中，一人早去县招待所当了学徒，另一人下落不明、多年未见。于是，这三间草房自然就由我和王复华平分，一人一半，倒也合情合理。
由于房子实在太小，一间隔半难以容纳一家人，王复华便想方设法请人在西边接建了一间，使草房扩展为四间。我们各自分得两间——他也知道，那时我也正打算把我的新娘接来成家，只不过他比我早一步。
1970年冬天，王复华结婚了。他与新婚妻子住在西边的两间房，而我独自住在原来的东边两间。
此时此刻，我们的恋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认真思考着准备迎娶我的新娘。由于我经济上没有实力，唯一能帮我的就是我的妈妈。我向妈妈坦白了我想组织家庭的想法。母亲的眼里闪着温和的亮光，我想她看到我能成家了，一定很欣慰。可是她可能没有能力帮我。她慢慢地说：“家里已经没钱了，不能帮你。现在唯一的一笔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交出去的金子，但是这笔款当时被折算成人民币309块，被冻结了。不知道能不能取出来？可能取不出来，那我们也只能看看。”妈妈把那个被冻结的存单给了我，我决定去试试。
到了银行，银行的职员告诉我这笔钱是可以取的，但是没利息，而且要想取出，必须要有居委会以上的政府机构给你一个证明，同意你取这个钱。我再回到居委会，居委会的主任是个和善的老头儿，他听我一说，知道我们家的困难，立马拿公章给我出了一个证明。我再回到银行，很方便就取出了309块。冻结的钱是没有利息的。这就是妈妈能给我的所有的家底，我揣在口袋里，感觉非常沉重。
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这个被冻结的309块的来源。文化大革命初期，席卷全国的有一个破“四旧”运动。什么叫“四旧”？这是一个特别的规定。解放初国家就有一个规定，就是公民是不可以持有金子、银子、美元、英镑这些硬通货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一般的家庭对于解放前存储下来的一些贵重物品，里面就包含这些硬通货。在普通人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家庭最后的一点保障，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在我的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之后，这些东西就更加宝贵。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要变现就是送到银行去，按国家规定的牌价又很低，非常不合算，所以再困难也没有动弹。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东西就被定为“四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有一个新的发明，就是凡是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家里的“四旧”，要抄没。当时非常混乱，我的父亲又在开封，距离无锡很远，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很规矩的人，所以我们家没有人来抄家。但是我的母亲非常胆小，这些硬通货是她主动交出去的。银行就按照牌价收购，但是由于我母亲是“右派”分子的家属，所以不能给现金，就给了一张冻结了的存单。所以这309元钱，在我的口袋里，就显得特别的沉重。
我求婚的过程非常简单。我拉着她的双手，说准备到年底回家过年时带她一起去。她听了后对我说：“那你应该找个人，到我们家去提亲。”
我明白了，这是规矩。于是，我去求了我们生产队的方队长。
方队长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听了我的请求，一拍胸脯：“不错，包在我身上！”
果然，他去了我未来的老丈人家里，在我那些好处上说了满满一车好话。他说我人老实、规矩好，有文化、品行也好。“你看这么多年，小队会计当着，大队里的干部都说他是‘能干的’。你们女儿和他结婚之后，也不愁日子过——两个人挣的工分，以后生孩子也可以少生一点，我这已经在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小孩了。我看他们养活两个孩子，还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说老了以后，孩子们不是长大了吗？”
他还对我未来老丈人说：“咱们农村的姑娘，要想找个好的城里小伙，真的不容易。您眼前这一个，那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当然，我未来的老丈人方老汉，不是个轻易能被蛊惑的人。从我下乡到现在，他一路看着我从一个文弱书生，慢慢变成了有点像个农民的样子。他心底里，其实还是喜欢有文化的人的。但他更在意的，是必须得找一个对她女儿真心的人。而这一点上我是最好的人选。
我们的婚礼更是简单——简单到可以说根本没有婚礼。春节前，她跟着我，一路从方家生产队来到无锡。离开她家那一刻，就算出了嫁。我们就这样一路同行，走进了我在无锡的家。从那天起，她就成了我们家新的儿媳妇。
你说这算婚礼吗？不算。但我们，就这样成了夫妻。
等过了年，我带着她回到方家生产队，直接住进了我们那间小小的新房——那两间窄得几乎转不过身的草屋。我们没有办任何仪式，所有能省去的礼节，全都省去了。就连户口，也懒得去迁。我只是在生产队的会计账册上，把她的名字从他们家那一页，移到了我家那一页。
就这样，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而她家，则少了一个人。我们甚至没去乡里领一张结婚证——要那张纸做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并不需要。
我们的蜜月，过得比许多人都要欢乐。因为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四年。
1971年的春天，江南的细雨刚过，空气里还飘着泥土的腥气。我和妻子的蜜月还裹着新被褥的皂角香，可眉头却被端午节的习俗拧成了疙瘩——按乡下规矩，新女婿上门张节，断不能空着手。
“大约要三块钱。”妻子数着手指算，声音轻得像叹息。土坯墙围起的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两只木箱，再无长物。我蹲在门槛上叹气，却想不出半点办法。妻子忽然掀开床板，摸出两个盐水瓶，瓶身沾着些许灰尘，里面琥珀色的麻油却清亮透亮。“你随队里的水泥船去南京，这油能卖一块五一瓶，刚好凑够三块。”她的声音带着期许，我捏着冰凉的瓶身，点了点头。
水泥船在秦淮河上摇了一天，到南京时已是傍晚。船停在光华门外的护城河里，岸边的垂杨柳刚抽新绿。第二天一早，我揣着两瓶麻油上了岸，沿着光华路往西走。“要麻油吗？自家榨的。”每遇见开着门的人家，我就硬着头皮问一句。有的摆摆手关了门，有的探头看一眼便转身走开，春日的暖阳照在身上，我却觉得后背发凉。
从光华门走到夫子庙，又从夫子庙走到水西门，鞋底磨得发疼，喉咙也干得冒火。麻油的香气从瓶缝里渗出来，勾得我肚子咕咕叫，却舍不得拧开尝一口——这是我们的救命钱。快到水西门城墙根时，我看见一户人家的院门口，一位穿蓝布衫的妇人正蹲在煤炉前烧饭，火苗舔着铁锅，冒出阵阵菜香。
我犹豫了许久，还是走了过去：“阿姨，您要麻油吗？”妇人抬起头，头发里掺着银丝，眼神却很温和，像极了母亲。她打量我半晌，忽然开口：“看你像个学生伢，怎么会出来卖麻油？”我鼻子一酸，赶紧解释：“我是无锡插队到溧水的知青，刚结婚，端午要给岳家张节，实在凑不出钱。”
妇人没再多问，接过我递去的盐水瓶，拔开橡皮塞子凑到鼻尖闻了闻。“油是好油，挺香的。”她笑着说，“多少钱？”“两瓶一共三块。”我紧张得攥紧了衣角。“不贵，我买了。”她转身进屋，很快拿出三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我接过钱时，指尖碰到她的手，带着灶火的温度。
“快回去吧，别让家里人等急了。”她的声音像春日的暖阳，烘得我眼眶发热。我捏着那三块钱，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快步离开。走到街角回头望时，她还站在门口朝我挥手。风里飘来麻油和饭菜的香气，混着心底的暖意，让我忽然想起母亲煮的粽子——也是这样，裹着满满的牵挂。
坐船回溧水的路上，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揣在贴身处。江水拍打着船舷，像母亲的唠叨，又像妻子的叮嘱。那两瓶麻油换来的三块钱，不仅解了燃眉之急，更让我在那个艰难的春天里，尝到了陌生人善意的甜。许多年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位水西门的妇人，可每当端午临近，我总会想起她温和的眼神，想起那两瓶麻油在盐水瓶里晃出的，细碎而温暖的光。
正月一过，生产队又忙起来了。而生活给我们的考验，也真正开始了。这考验不在田里的劳作，而在最根本的问题——吃饭。民以食为天，对谁都一样。没得吃，活不下去；吃得不够，就得挨饿。而我们，当时就面临着口粮不够的困境。
原因很简单：生产队每年年终一次性结算，分足全年口粮。我这位新娘子的那份，还留在她娘家。那时候家家如此，没有姑娘出嫁会带着口粮走。娶亲的人家，得为新媳妇准备半年的口粮——为什么是半年？因为等到夏收，新麦上场，新入户的人就能分到自己的那一份了。
这半年对我而言，是个实实在在的难关。幸好我们早有准备。结婚前几个月，她就常来我家，帮我晒制了许多山芋干，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她当时妊娠反应严重，山芋干掺着大米做的饭，实在难以下咽。要熬过那几个月，真的不容易啊。
婚后的生活，若从物质层面来看，的确非常艰苦。妻子离开了娘家，与我一同生活，吃了不少苦。用村里人的话说，她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但对我而言，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眼前这点苦，实在微不足道。
而在精神层面，我们俩却过得充实而温暖。结婚才两个月，妻子就怀上了我们的孩子。一个新生命正在悄然孕育，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期待。有希望的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也是踏实安稳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在期盼着宝贝的降临。
尽管妻子怀有身孕，我们仍坚持每天出工，到田里挣工分。我们用双手，一点一点为这个小家的未来铺路。基于我们脆弱的经济能力，我们只能像大多数村民一样，尽量简单地生活。妻子怀孕后，所有的产检都省去了。从怀孕到分娩，她一次也没去过医院。好在她身体康健，这些“多余”的开支，倒也显得不必。
分娩前两三个月，我的丈母娘嘱咐我，提前请好村里的接生婆吃顿饭，算是预约。这样到了临盆时刻，接生婆便会随叫随到。我一一照办。
到了11月8日那天，生产队的劳动任务是收割晚稻。我们一直忙到夜里七点左右才收工。回到家，妻子告诉我，她感觉不太对劲，恐怕是要生了。我立刻赶往丈母娘家，她随即请来了接生婆。
接生婆果然经验老到，用最原始的方式、最简单的工具，顺利地将我的女儿带到了这个世界。
那一刻，如此神奇。
我看着那个娇小的婴儿，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女儿？我真的成了父亲？一切恍若梦中。
我把她轻轻抱在怀里，端详那娇小清秀的眉眼，不再怀疑——这就是我的女儿。她静静睡着，将在这个生产队里，像所有农家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
而我能给她什么呢？想来除了我全部的爱，别的，恐怕真的不多了。
分娩这一关，总算是闯过来了。可当时接生婆带来的那个小包黑乎乎的，里面只有一把生锈的剪刀和一块灰扑扑的布，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不由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所生的女儿出生时，安娜遭遇的产褥热——那真是要命的关头。虽然安娜最终挺了过来，但那阴影却笼罩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向丈母娘提议，能不能至少把接生婆的工具消消毒？她却神情严厉地制止了我，语气不容商量：“女人生孩子，跟死神就隔一层纸。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说。”我只好沉默。
好在一切顺利，孩子平安落地，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我刚刚放下心来，却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悄悄开始。
月子还没坐满，妻子就得了乳腺炎。左边乳房肿得像个小馒头，她说疼得厉害。我们闯过了生产那道生死关，如今却又迎来新的磨难。
那时，我心急如焚。找来了一位赤脚医生——在我们那儿，大家都叫他们“医生”。他是中专毕业，不知从哪个卫生学校来的，当时国家没给安排工作，便下乡到了我们大队。
平心而论，他的技术在当时赤脚医生中算出类拔萃的。他当即决定动手术，划开了一道口子，乳房里随即涌出许多脓汁。手术后，他采用了纱布引流的方法，每天更换一次消过毒的纱布。但效果并不好，伤口迟迟不见收口。
一直到我们回无锡过春节，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我母亲向我推荐了一位解放前就在无锡很有名的中医外科专家。老专家已经过世，如今是他的儿子在无锡市南长医院行医。我们寻了去，找到了他。
他看了伤口后告诉我们：“这种西医的引流方法，可能收不了口。” 随后，他给了我们一包中药粉末和一包纸做的药线，嘱咐我们每天换一次药。他很有把握地说：“一个礼拜之内就会收口。”
我们遵照他的方法办理，效果果然非常好。过了春节，我妻子的乳房就完全好了。
然而，这次生病留下了后遗症：发病的这边乳房乳汁变少了，只有右边的乳房还能有奶水喂孩子。就这样，我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才那么短的时间，就开始吃不饱了。
那时，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奶粉。可我根本没有能力找到——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奶粉在市场上几乎绝迹。需要奶粉的婴儿们究竟能从何处获得？我无从得知，只能心急如焚。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宝贝女儿，展现出一个新生儿顽强的生命力。我发现她竟可以吃米粉了——那是把米炒熟，碾成细粉，再用开水调成糊糊。她的小嘴，居然能一口一口咽下米糊。
她终于能活下去了。只要能吃，就能慢慢长大。
几个月后，我们的女儿，果然像其他婴儿一样，渐渐成长起来。只不过瘦小一些。这已足够让我欣慰万分。
虽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全国仍处于混乱之中，但城市里的秩序已有所恢复，公共生产虽未完全步入正轨，却也渐渐有了起色。最动荡的阶段，总算过去了。
而在我们农村，由于并未大规模开展文革运动，农业生产一天也没有停歇。土地始终有人耕种，庄稼年年照常生长。更让人欣慰的是，农村的生产力也在悄然进步——大队里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化肥也逐渐普及。我们生产队的水稻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每年留给农民的口粮也在慢慢增加。
村民们的生活，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光。吃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而我们家，也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1971年冬天集体分红时，我们家的口粮可以按两个半人分配了。
最艰难的时期，真的过去了。
就在那时，我接到了另一个生产队的邀请，请我去兼任他们队的会计。这样一来，我一个人管起了两个生产队的账目，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工分补贴。
生产队给我定的工分，相当于一个整劳动力的0.8倍，再加上两个队会计的补贴，我就不再只算半个劳动力了。从那时起，我的经济地位似乎已经跟普通农民持平。而我的妻子，又是最能干的女人——她的劳动能力、持家本事，都比一般的农村妇女要高。这样一想，我便觉得，往后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应该不会比生产队里的一般农民差。
管理两个生产队的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我白天很少在家弄账，主要要到田里面去挣工分。两个队的账务不能出错，主要是下雨天和晚间来完成。真正的困难是年底分红的时候，要进行年终决算，而且每一个农民都是老早就期盼着年终分红，因为这是一年一次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因为我账做的慢而耽误了他们分红的时间，更不能出错。因为出了错于我而言是对不起他们，于他们而言也不能放过，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婚前，我对日后生活的设想几乎全是理性计算，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自留地。
生产队里的农民，白天在大田劳动时并没有使出全部力气。他们在等太阳落山，等收工的哨响。你看，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飞快——他们是奔向自己的自留地。一到那儿，他们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精心侍弄那一小块土地。因此，自留地的产出是惊人的。虽然每家的自留地面积很小，但如果按单位面积计算，我估计产量至少是大田的四倍。
而我却没有做好。在大田里干活时有气无力、拖拖拉拉，本指望每天傍晚能安静地看着太阳下山，如今却根本不行。每天收工之后，我就被妻子拖着去自留地里干活。她有使不完的力气，可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就这样，日常的柴米油盐和那一小块自留地，将我对于生活的最后一点诗意也消磨殆尽了。
我日复一日地，极不情愿地将体力耗费在生产队的大田劳动上。而对于每天傍晚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我也只是尽力应付着。
于是，我离最初的生活期望愈行愈远。表面上，我全情投入，俨然一个真正的农民；可内心深处，那仅存的一点对生活的向往，也正被慢慢地消耗殆尽。
1973年春天，我们的儿子降生了。
分娩过程很顺利。那天上午我还在田里劳动，不到中午，心里忽然一阵牵挂，便赶回家中——没多久，我的儿子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儿子的到来让我们满心欢喜。在当时的农村，男孩比女孩更被看重，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有了儿子的家庭，在村里的地位也会自然提高。老实说，我对这些并不在意。在我看来，每个男人都该有自己的儿女——这既是他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大自然赐予的恩典。
对这份责任与恩赐，我欣然接受。我将倾尽所有，把孩子们养育成人，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儿子刚满月那天，我接到了大队的通知——让我去县里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仔细一算，我在生产队已经滚着、趴着整整八年零七个月了。八年七个月啊，我终于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用下大田干活了。
身份的转变就这样悄然而至。往后，我不再需要顶着日头在大田里挥汗如雨，而是要以赤脚医生的身份，为全大队的乡亲们服务。虽然还是记工分，但劳动的方式彻底改变了。
回首这将近九年的时光，虽然内心始终渴望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心平气和地和乡亲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蜕变成了一个完全能胜任生产队各项农活的庄稼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怕只有我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县里办的培训班负责上课的老师全是来自镇江市滨江医院的，水平非常高。他们上课的态度认真负责，真正是全心全意地将他们的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授给我们这些来自全县各乡村的未来的赤脚医生。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我估摸着初期的混乱已经基本上平静了，要不然像这样高质量的医疗队，怎么会来到我们的县？三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三个月当中，我非常用功，学习成绩可以说是整个培训班当中出类拔萃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医生了，三个月培养一个医生，简直是匪夷所思，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我心里非常清楚，理论上学到了一点，可真正做医生的水平技术要到实践当中去体验。就凭我学的这三个月，我就要面对全大队的可能出现的病人，而且他们将是我将要面对的不知道什么病，我有没有能力救死扶伤？真的很担心。可是当时的农村真的是缺医少药啊，而赤脚医生制度确实是一种创新，用最低的代价给农民带来初级的医疗服务，这种创新是史无前例的。
三个月后，我便背着药箱、光着脚，走遍了全大队前后共十一个生产队。
那时大队里原有两位赤脚医生，我是新来的。另一位住在南边的潘村，因此北边半个大队的乡亲，主要由我负责照料。
长年累月的劳动，早已把我的脚板磨得厚实。如今赤脚走在乡间小路上，砂石碎屑硌在脚下，竟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我终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心里满是欣喜，却也带着一丝隐约的担忧——就怕自己不能真正胜任这份托付。
身背药箱，行走于大队的各个村落之间，我尽力为乡亲们解除病痛。然而，由于知识与技术的贫乏，我常常遭遇难以逾越的困难。
曾有一个病例，令我至今沉重。那是一个仅出生数月的婴儿，出现持续呕吐。孩子的父母心急如焚，我却感到无能为力，当即建议他们立刻送往医院。为求稳妥，我陪同孩子的父亲一道前往。
医院里有优秀的小儿科医生，是真正的专家。经诊断，孩子被确诊为“新生儿消化不良”。然而，医院的救治也未能挽回他幼小的生命。住院仅仅两天，孩子便夭折了。
我内心涌起巨大的不安与自责：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延误了孩子的病情？我无法确定，但沉重的负罪感依旧笼罩着我。这件事深刻地教育了我——医生这个职业，肩负着生命的重量，并非谁都可以胜任。
归途中，孩子的父亲抱着已然冰冷的小小身躯，一路痛哭流涕。“我该怎么向孩子他娘交代啊……”他绝望的哀嚎，像锥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
那一刻，我难过至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实在不配被称作医生。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经济总体是自给自足的，但大队一级已出现了专业分工。像电工、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以及书记、会计等管理人员，他们专为全大队服务，由大队评定工分，再回到各自生产队参与分配，并通过全大队的平衡机制来保证公平。
在我担任赤脚医生前，王复华就已经是大队电工。我们因此都能获得相当于一个全劳力的工分，经济地位有了保障。这段经历让我观察到，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十分普遍，其根源在于国家无力承担农村养老，老人只能依靠儿子。没有儿子的家庭，在女儿出嫁后，父母晚年便无人依靠，这使农村老人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境地。
而我自从当上赤脚医生，家庭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我更欣慰地想到，这门技术让我在未来年老体衰时，不会像普通农民那样完全失去生计。这份职业给了我长远的希望。
刚到方家生产队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猪都是散养的。白天猪在外面跑，晚上才关回家。人睡在屋里，猪就歇在灶门口。后来社教工作队来了，开始大力提倡圈养，要求每户都给猪盖个“宿舍”。把猪关起来养，最大的好处就是猪粪能积在圈里，那可是上好的肥料。这个办法很快就在队里推广开了。
等到我成了家，妻子也催我给猪安个家。我就在家门口左边搭了个“披厦”——三面是墙，顶上用稻草铺成斜顶，搭出个小棚子，也能遮风挡雨。那时候正巧生产队的老母猪下了一窝小猪，社员们都可以去领一头回家养，不用现付钱，等到年终分红时再统一结算。我也领回一头小猪，就这样，我们家的副业开始了。
猪长得越大，胃口也越好，喝得多，尿得也多，不知不觉间，墙脚就起了变化。泥巴混着水一泡，渐渐就松软了。加上猪总爱在那蹭来蹭去，拱得特别厉害——天啊，它居然把墙拱出了一个大洞！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睡得正沉，那头猪竟从洞口钻进了屋里。我妻子先惊醒过来，吓了一跳，赶紧把我摇醒。我一看，糟了！这该怎么办？
我俩只好先稳住猪，轻手轻脚地在灶门口铺了些干草，哄它躺下。接着又慌慌张张找了些杂物，暂时把洞口堵上，一切等天亮再说吧。
那只可爱的小猪，可真是给我添了大麻烦！它这么一折腾，我这房子还怎么住人呢？我只好去找王复华商量。正巧，他也为自家房子太小发愁呢。于是我们决定——干脆重新盖。
这次我们不打算再用垒干土的老方法了。那时候，外面正流行一种在田里制土坯的办法，做法是把田里的土反复踩实，踩得紧紧的，再晾干。接着，会有专门的人用一种特制的刀，把土表面划成大小几乎一致的方块，翻过来就是一块块结实的土坯——两块合起来，就像一块大砖头。把这些土坯运回家，就能砌成墙体。
这虽然是个土办法，却实实在在是农民的智慧。用最低的成本，就能盖起能住人的房子。由于财力不足，建房的过程异常艰难，但最终还是顺利完工了。这成了我们村第一栋盖平瓦的房子。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搬进了新家——两大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堂屋。我们两家又各自在屋后搭了一间坡屋做厨房。
从1964年我们来到这里，转眼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虽然艰难，但一路走来，倒也还算顺遂。在这段岁月里，我和王复华都努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农民，并且各自发挥所长为大队的村民服务：他负责做电工，我则担任赤脚医生，同时还兼任两个生产队的会计。
我们不仅融入了农村的生活，还能为乡亲们做些实事。在村里，我们有了亲戚，也有了朋友，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很多。正因如此，我们这样的人家，才能建起这样一栋像样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