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来到方家生产队，农村生活真艰辛
1964年10月8日，无锡的天空澄澈如洗，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一天，是我作为知青前往溧水的出发之日。集合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说来也巧，那儿离我家不过百米之遥，直线距离近在咫尺。
现场热闹非凡，却又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愁绪。大多数人脸上写满了不舍，有人甚至抱头痛哭，泪洒当场。我的母亲也来送我，她静静地站在大会堂门口，一言不发地望着我。那极力克制却依旧清晰可感的不舍与牵挂，我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我和绝大多数人不同，心中没有丝毫伤感，反而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我终于可以结束那种“在家吃白食”的日子了。我要去溧水，目标十分明确：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若有可能，我还想挣到更多的钱，将来承担起母亲的生活。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将迎来巨大转折。我不再是无锡城里的那个少年，城市户口已被注销，身份改为农业户口，从一个城里人正式变成了一个农村人。
但这不是失落，而是开始，是一个生命真正走向自立的清晨。
我的好心情，在抵达生产队的第一周就被彻底击碎了。我插队的地方是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大队方家生产队，这里穷苦得超乎想象。
整个方家生产队，这个村子不到150人，没有一间瓦房，也见不到砖块。所有房子的墙体都是用泥土垒起来的，屋顶全用茅草覆盖。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也极为原始，主要是锄头、钉耙、铁锹和扁担之类。唯一带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靠人力脚踩的水稻脱粒机。
来之前，我自信能靠双手养活自己，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就降临了。
生产队长派我去五公里外的铜山镇买石灰——队里要请人给我们4个知青砌一个做饭的灶。早上8点左右，我出发了。临走前，队长特意嘱咐我带上扁担和竹编的畚箕。铜山镇属于相邻的江宁县，5公里不算太远，我不到1小时就走到了。顾不上欣赏镇上的风光，我直接找到卖石灰的铺子，按队长的交代买了30斤。
为了赶时间，我挑起石灰就往回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干真正的体力活。30斤的重量，说起来不算什么，可对我而言却沉重无比。走出铜山镇，起初一段是平路，还没多久就开始上坡。扁担压得肩膀生疼，我不断地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回左肩。没走多远，两边肩膀就又红又痛。
汗水渐渐湿透了衣服，黏在前胸和后背上，又热又痒。我索性把上衣脱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双肩已经通红，几乎快要磨破皮。好几次，我累得几乎想把这担可恶的东西直接扔在路边，但这当然不可能。只能咬紧牙，喘着气，歇一小会儿又继续往前走。
短短5公里的路，我走了将近2个小时。当我终于摇摇晃晃地挑回生产队时，整个人几乎要瘫软在地。那一担石灰，挑回来的不止是砌灶的材料，更是我对自己、对生活重新认识的第一课。
那一晚，我辗转难眠。白天的经历在脑海中反复上演，挥之不去。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攫住了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几乎连一点搏击的力量都没有。我痛感自己的无能。
转念一想，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他们不就是靠着体力生存下来的吗？就像方家生产队，100多口人，其中三四十个都是主要劳动力，男男女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靠的就是一双手、一副肩膀，实实在在地活着。
那我呢？我要怎样才能像他们一样，真正地扎根下去？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彻底投入进去——去练、去做，让自己变得强壮起来。让体力劳动不再是我的障碍，而成为我的日常。
是的，这就是唯一的出路。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那我永远只能是个文弱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连活下去都几乎成问题。
所以，我下定决心：从明天起，就踏踏实实地和这些农民们滚在一起，向他们学、跟他们做，不再犹豫，也不再回头。
那时的方家生产队，实行的生活作息制度颇为特别。清晨起来，夏日里先下地干一阵活，再回来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干饭。饭后稍作休息，便继续下田劳作，这一忙就是4个小时左右。结束后回家吃些点心，接着开始下午的活计，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记工分的时候，一天分为三个时段，按“二四四”计算——早晨记2分，上午和下午各记4分，加起来便是完整的一天。虽是按工时记分，但整个生产队里，每天能拿满10工分的劳力并不多，那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劳力”。其余劳动力则按能力大小、体力强弱分别评定，其中妇女最高的工分值是每天6.5分。
高中毕业时，学校有一项严格的规定：所有学生必须每门科目都及格，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拿到毕业证，只能领到一张肄业证书。这对我来说是个大难题——体育课我始终通不过。
幸好，体育老师很体谅我们。他宣布，只要能在单杠上完成10个引体向上，体育就算合格。为了毕业，我拼命练习引体向上，坚持了3个月，最终通过了考核，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如今，我在生产队劳动，又遇到了类似的挑战。但我没有退缩，反而想起了当初练引体向上的那股劲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于是，我开始主动参加生产队里所有我能胜任的劳动：割稻、挑担、种麦子……什么都干。
不要小看割稻子这种活。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度三个手指都被镰刀磨破，只能用布缠起来继续干。种麦子时，两只手掌全是水泡，拿针挑破了，咬牙坚持。慢慢地，伤口愈合了，手上长出了茧子，再也不怕这些磨炼了。
一个月后，生产队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为我们4名知青评议工分。他们3个人的评分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工分都在7分以上。而我因为身体较弱、体力不足，劳动能力较差，最终只评到了6.5分。这个分数相当于妇女劳动力中的最高一档，我心里明白，生产队其实已经给了我不小的照顾。说实在的，单论劳动能力，我确实还不如一些女同志。
从今往后，我只能加倍努力，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争取把工分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不过在这一个月中，我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优势——语言沟通能力。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另外3位知青。
这个生产队的村民，几乎都是早年从河南逃难过来的移民后代，全村人无一例外都保留着祖辈的方言，一口浓重的河南话。而我们无锡人讲的是吴语，和河南方言差别非常大。他们3个人普通话讲得不太标准，有时连沟通都成问题。而我用普通话跟村民交流，感觉顺畅很多，大部分村民，包括小孩子，基本都能听懂我的话。他们说的话，我也逐渐能听明白了。沟通变得方便起来，正因如此，我和全村人的关系也渐渐亲近了起来。
农村的日子随着天气变化，到了11月底，天开始凉了。秋收秋种早已结束，各个生产队准备分红了。分红是村里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劳动力多的户可以分到钱，劳动力少但人口多的户也能分到一些。1964年的这次分红，我们这些无锡来的知青根据每人所挣工分的多少，也分到了相应的粮食和钱。我当然拿得最少，但我很满足。为什么？因为我努力了，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以后我会越来越能干，挣的工分也会多起来，养活自己不会有问题——我对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
春节很快就要来了，过年对农民来说是大事。生产队会停工放假半个月左右。我们这些无事可做的知青，就会趁机回家过年——这是早就盼着的事儿。
4个月前，我微笑着告别了母亲。如今，我依旧微笑着回到她身边，且比离家时健壮了许多。母亲见到我，自然十分欣喜。
这4个月里，我虽常写信回家，却总是报喜不报忧。母亲是能看透的，但她也不说破，只装作不知。如今亲眼见我比从前结实了些，她才总算放下心来。
在溧水的这些日子，我已能完全自理。生产队的分红，我拿到一些现金，足够支付返程的路费和回家后的开销。自然，我用钱极为谨慎，一分一毫都不敢浪费。
回家过年期间，最重要的就是见老同学。第一个要去看的，自然是当年一起备战高考的那位学霸。他因为身体有些状况，暂时还没有离开家乡，被安排在居委会办的生产小组里工作，每天负责绕线圈，一个月能挣15块钱。这也算能够自食其力了，我们都为他感到欣慰。
重逢时格外高兴。他握着我布满老茧的手，对我能在乡下吃那么多苦表示佩服，连连称赞。我也为他在居委会生产小组踏实工作、安稳生活而感到由衷高兴。
之后，我又和那些已经考上大学的同学聚在一起。听他们讲述大学生活，再对比我在溧水的日子，真可说是天壤之别。但让我踏实的是，我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了自己，而他们还需要家里的支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下期预告：第三章
当个农民虽不易 姑娘抛来橄榄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