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次高考皆落榜，为求生计下农村

1963 年夏天，我从无锡市第八中学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便满心期待地等着录取通知书。可眼瞅着同学们陆续收到喜讯，我的那份却迟迟不见踪影。我整个人都懵了，根本来不及细想原因：是成绩不理想？还是受父亲“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的牵连？又或是身体状况拖了后腿？

对了，是眼睛的问题。5 月的时候，我的右眼黄斑突然渗出一滴血，体检时右眼视力已经降为零。然而，没人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高中三年，寒窗苦读十二载，难道就这般没了结果？不能上大学，我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去苏北农场。

我决定去苏北农场，并非是因为喜欢种田——事实上，我根本不会种地。而是因为，我的家庭多年来苦苦支撑，已然到了绝境。

这一切，得从 1958 年说起。那一年，我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月工资从 89 元骤降至 22 元。除此之外，我和弟弟作为他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每人每月只能领到 7 元钱的生活费。也正是在那一年，我的二哥从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只能去街道办事处办的农场种蔬菜，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贴补家用。母亲则因父亲的事情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成了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

几年来，家里全靠过去的积蓄艰难维持，可终究还是渐渐耗尽了所有。所以，当我高中毕业时，并没有多么强烈的非上大学不可的愿望。去苏北农场，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能靠自己活下去。

很快，学校通知我：我无法去农场。原因是我的身体条件不合格——我深度近视，且右眼黄斑曾有一处出血，右眼视力已经完全丧失，左眼即便矫正后也只有 0.6。农场不接收像我这样视力状况的人。

这条路，就这样被无情地堵死了。我一心只想靠自己活下去的愿望，也在那一刻化为泡影。

但我没有死心。我找到那位负责接收无锡知青的农场干部，再三向他恳求。我反复强调，我不怕吃苦，非常愿意去农场，什么活我都愿意学、愿意干。可他还是断然拒绝了我。他说，以我的视力情况，根本不可能承受农场那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农场去不成了，大学自然更是想都不敢想。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和我同班毕业的同学里，有七八个考进了不同的大学，还有四五个去了苏北农场。而我，只能选择回家。

就这样，我安安静静地陪在妈妈和弟弟身边，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那时，我的二哥已经去了砖瓦厂工作，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一家四口，维持基本的生活倒也不算太难。我终于慢慢安下心来，做出了新的决定：重新开始复习，准备参加来年的高考。

不管怎样，我告诉自己，总要再试一次。

这一次，我作了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不再报考文科，而是转向理科，打算以理科生的身份参加 1964 年的高考，目标定为省内的一所二流大学。我揣测，文科录取对政治条件的要求可能比较严格，而理科，或许对我这样的“右派子弟”，会稍微宽松一点吧。哪怕只是一丝希望，也值得去争取。

然而，第二次高考，我还是落榜了，算是彻底死心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我正一片茫然，毫无头绪。

就在这时，居委会的干部上门来动员我下乡插队。这一次是去真正的农村生产队，不是国营农场。农场还能挣工资，但生产队是挣工分的。其实我并不怕挣工分，真正让我忐忑不安的，是去年农场招工时干部说过的话：我的身体根本不适合从事农业劳动。

所以，我向居委干部如实说明了身体状况，可他们根本不在意，不管健康与否、适不适合劳动，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报名。我顿时感到无所适从，进退两难。

没想到几天后，在砖瓦厂上班的二哥突然回家，他说厂里领导给他施压：在我报名下乡之前，不让他上班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二哥的工资是我和妈妈、弟弟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断掉，我们全家怎么活？

再无犹豫，再无退路。我立刻去报了名。

这一次，目的地是溧水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下期预告：第二章

来到方家生产队，农村生活真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