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潢川：黄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河南潢川：黄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黄诚琼                                       

摘要：潢川县位于中国河南省东南部，史称光州，是古黄国的所在地，被尊为中华黄姓的发源地，并拥有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的历史遗迹。黄国文化，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研究旨在探究潢川县作为黄国文化发源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特质。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整理、考古发现分析以及地理环境的考察，本文追溯了黄国文化从起源到成熟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及艺术等各个层面的展现及其所发挥的影响力。

关键词：潢川；黄国；伯益、陆终、春申君；文化形成；文化遗产；历史发展

一、潢川：黄国文化的发源地

潢川县，古称光州，坐落于中国河南省的东南部，是信阳市境内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山川壮丽，南倚雄伟的大别山、北临波光粼粼的淮河，宛如一条自然的纽带，将豫、鄂、皖三省紧紧相连。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潢川历来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据古籍《国名纪》云：“《春秋图》有光国，今光州是也。”《禹贡》载：“为扬州之域，三代因之，春秋时为黄国。”这些记载如同一幅幅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潢川的辉煌历史。《一统志》更是指出：“古黄国在定城废县西十二里，今州南城即其地。黄城即定城，定城即弋阳，弋阳即光州也。”这里，曾是黄国的都城，是中华黄姓的发源地，战国时期杰出人物春申君黄歇的故里。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潢川地区的行政归属历经了多次变革。在夏、商、西周、春秋时期，这里曾是黄国的领土。据历史记载，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夏，楚国灭黄之后，黄地归入楚国版图。随后，楚国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弋阳县，使其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秦朝沿袭楚制，继续设置弋阳县，该县初属九江郡，后来划归衡山郡。进入西汉初年，弋阳县隶属于汝南郡。至东汉初年，弋阳县更名为弋阳侯国，但仍归汝南郡管辖。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元年，分汝南、江夏两郡设立弋阳郡，治所设在弋阳县，隶属于豫州。到了晋朝，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汝南、弋阳两郡地置汝阴郡，而惠帝元康元年，又分弋阳郡设立了西阳郡。

南北朝时期，宋武帝永初三年，弋阳郡隶属南豫州；孝武帝大明元年分弋阳郡立光城郡，八年省光城郡为县，仍隶弋阳郡；齐高帝建元元年仍为弋阳郡。武帝永明十三年归北魏；梁武帝太清元年，在南光城郡置光州，治光城县；简文帝大宝元年，弋阳县归属北齐；北齐武平元年省北弋阳入南弋阳，更名定城县（治今潢川南城）；陈宣帝十一年，北周攻占定城，改弋阳郡为淮南郡，省定城郡治。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较多时期内以淮河为界，北朝占据淮北，南朝占据淮南（光州位于淮南）。各朝或为安置流亡人口而侨置州县，或为招纳士族而虚设官衔，州郡越变越小，县越来越多，甚至有名无实，直至隋朝才渐趋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南朝梁设立光州，名虽屡易，然唐至清代，政权稳固如初。隋开皇三年，废淮南郡，直属光州。大业三年，光州更名弋阳郡，复设定城县，仍为郡治。

唐朝时期，光州隶淮南道。唐武德三年改弋阳郡为光州，另置弦州，以定城为治所，置总管府（未几罢之）； 太宗贞观元年废弦州属光州。睿宗太极元年光州州治复迁至定城县县治弋阳城（今潢川南城） ，隶淮南道；玄宗天宝元年改光州为弋阳郡；肃宗乾元元年复为光州，隶淮南道。两宋时，光州均归淮南西路。宋宣和元年，光州改为光山军（治定城县），后复名光州。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为避金太子光瑛讳，改光州为蒋州，未几即复，定城均为州郡治。嘉熙元年兵乱，光州徙治商城金刚台，未几即复。元代，世祖至元十年置光州招讨司，十二年光州属黄蕲州宣慰司，二十二年同蕲、黄等州直隶湖广行省。二十三年划归淮西道宣慰司，三十年，改隶汝宁府。明洪武元年省定城入州，废原定城县，以州代县，光州管实土。四年光州属中都临濠府（治今安徽省凤阳县），十三年仍属汝宁府；二年降息州为息县，属光州。宪宗成化十一年析固始置商城，隶光州。光州属汝宁。清领属如故，属汝宁府管辖，雍正二年，升为光州直隶州，直隶河南布政使司，民国二年（1913），光州改为潢川县，属豫南道，因县城附近潢河（淮河支流）穿过而得名，并沿用至今。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见证了黄国文化的兴衰变迁，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今，潢川依然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那份厚重的文化积淀。

（二）、黄域形成与疆域广袤

在潢川县城西北约六公里处的隆古乡境内，有一片开阔的水域，名为龙湖。历史上，它曾是古淮河水系的一部分，水波荡漾，物产丰饶。先民们选择在此傍水而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与渔猎生活，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色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附近的霸王台遗址，考古人员曾发掘出石磨盘、石磨棒等遗物，这些属于裴李岗文化南缘地带的文物，可追溯至约八千年前，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也证实了豫南地区农业文化的悠久历史。

在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上，黄国的历史逐渐展开。黄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初，当时东夷部落中的一支黄族迁徙至龙湖周边。最初，这里仅是黄族酋长率领族人搭建的临时栖身之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片土地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简陋的营地逐渐发展成繁华的部落中心，防御工事的增加则显示出安全意识的提升。

黄族在这里定居后，到了夏代，这片聚居地被称为‘堡’。至殷商时期，黄族的居住地扩展成为‘邑’和‘郭’，建筑规模持续扩大，其封地也被称为黄邑，又名黄城。在商末周初时，黄族的先辈们秉持择阳而居的朴素理念，在龙湖水域的北岸建立起了一座宏伟的城池。此城后来被天子册封为子爵，亦称黄子国。随后，黄国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它被天子册封为诸侯国，并拥有辽阔的疆域。据《周礼》记载，诸侯国的封疆理论上应为方四百里。然而，实际上各国的疆域大小并不统一。而到了春秋时期，黄国的领地已经远超这一范围，显示了其非凡的实力和影响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国。

黄国在西周与春秋时代是淮水流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其都城位于今潢川。黄国的疆域以现今的信阳潢川县为中心，不仅覆盖了潢川县全境，还进一步扩展至光山县、固始县、息县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包括新县、罗山县、商城县以及毗邻的湖北省黄安、麻城、罗田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更向鄂东北边缘地带延伸，囊括了黄陂、黄州等地。

黄国的北部边界与息国相邻，以淮河为界；东部则与蒋国和蓼国接壤；南部疆域延伸至湖北黄州；而西南则邻近位于湖北随州的随国。   

近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黄国城区是一个水城，这一发现充分反映了黄国独特的文化和地理位置特征。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黄国疆域辽阔，潢川县作为其都城所在地，不仅承载着黄国深厚的历史文化，还默默地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千百年来，众多历史地理学者和各朝各代的官方志书都记载了黄国，这不仅证明了黄国曾经的辉煌，也凸显了潢川县在黄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一史事，现列出部分相关史料以供参考：

1、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光州，……黄国故城，在县西十二里。春秋时黄国，后为楚所灭。

2、《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七，江南道三载：“黄州，齐安。……本春秋时邾国之地，后又为黄国之境。战国时属楚。秦属南郡。二汉为江夏郡西陵县地。……萧齐于此置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置黄州，因古黄国为名也。州境：东西二百一十里。南北三百三十七里。……北至光州三百六十里。……管县三：黄冈、黄陂，麻城。”

注：《元和郡县图志》为唐代李吉甫所撰。吉甫（758年～814年），唐宪宗时宰相地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撰《元和郡县图志》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这是离黄州得名时间最近，作者既是地理学家，又是当朝宰相所编最权威的国家志书，可信度高于后来的其他论著。

3、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735年～812年），编《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时黄国也。于黄州则云：为黄国之境。《文献通考》与《一统志》因之，遂以黄州为黄国。《通典》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他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中国史学史的先河。《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除因袭《通典》外，兼采经史等其他文献，资料较《通典》丰富，因“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这三部典志都肯定黄州为黄国之境。

4、北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述说:“黄州（齐安郡）……后为黄国之境，战国时属楚。”

5、钦定四库全书·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淮南道五：

定城县，旧二十乡，今六乡。春秋黄国地，汉为弋阳县地，属汝南郡。梁普通八年，自后魏徙弋阳县。地属汝南郡。《地舆志》云：髙齐徙弋阳郡。又为新蔡郡，改平舆县为南弋阳县。武平元年，改南弋阳县为定城县。按《十三州志》云：定城置在古黄子国南十二里。武徳三年，置弦州。贞观元年，省弦州，以定城县属光州。淮水北去县六十七里。黄子国故城在县西十二里。春秋时，黄国为楚灭。弋阳故城、弋阳台并在今县西二里。

注：⑴、乐史（930～1007），字子正，地理学家。曾仕宦60余年。《太平寰宇记》始笔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成书于端拱末年。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⑵、黄国在商末周初始封子爵，称黄子国，后发展成诸侯国，有些史籍中仍保留此称呼。

6、南宋《舆地纪胜》卷四十九“黄州沿革”下记述说：“黄州，《禹贡》荆州之域（《齐安志》）。……春秋时为黄国之地（《春秋》僖公八年，黄、随不会。《注》云：‘黄国，今弋阳县。’）《元和郡县志》：‘黄国故城在光州定城西二十里。’则今之黄州非古黄国之都，特黄国之地耳。楚灭黄而有其地。（《左传》僖公十二年：‘黄人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楚宣王灭邾，徙其君于此城，故又名邾城。《元和郡县志》：“春秋时邾城，指邾。封在先，黄境在后，已失。”

注：《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王象之撰的一部地理总志，成书于嘉定、宝庆间。

7、钦定四库全书·《方舆胜览》卷五十，黄州建置沿革说：“禹贡荆州之域，楚地翼、轸之分野。春秋时为黄国之地，楚防黄而有其地。楚宣王防（灭）邾，徙其君扵此，又名邾城。秦属南郡。汉为西陵县及邾县地，属江夏郡。晋为西阳国。宋为西阳郡。萧齐分西阳为齐安郡。北齐别置衡州。隋改为黄州，炀帝改永安郡。唐复为黄州，置縂管府于麻城县，置亭州于黄陂县，又置南司州，后并废，属黄州。国朝因之，或兼本路提刑。今领县三，治黄冈。”

光州【定城 固始光山】建置沿革下说：禹贡扬州之域，楚地，翼、轸之分野，上应鹑尾。在春秋，为强国，黄国、蒋国，后并于楚。

注：《方舆胜览》是南宋人祝穆编撰的地理类著作，全书共七十卷。

8、《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在黄州路沿革门下沿袭此说：“荆州域。春秋时为黄国之地。楚灭邾，徙其君于此，名邾城。”

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由宋末元初人刘应李编著。

9、明弘治《新安黄氏会通谱》载：“黄国图志，其地在古荆州之域，春秋时为黄国，楚灭邾徙其居于此名邾城，汉为西陵郡及邾县地。晋西阳国，南齐为齐安郡，隋改黄州。汤帝改永安郡，唐后改为黄州，黄氏先世就封，因以国为氏，望江夏其录郡也。”

注：《新安黄氏会通谱》，明弘治年间刻本，编纂：程敏政。

10、《新县县志》：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新县所属的光山县部分，麻城县部分，红安县部分均属黄国之地。（今河南信阳市新县，在光山县南。）

11、《商城县志》（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编）：高阳氏（颛顼帝）封曾孙陆终于黄城（即商城）。西周为黄国地。（今河南信阳市商城县）

12、《固始县志》：夏、商（约公元前21～前11世纪）大别山北麓及史、灌河流域蓼、黄国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境域为蓼、蒋、潘、黄诸国地。（今河南信阳市固始县）

13、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编纂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卷记载：

黄州府：《禹贡》，荆州之域，天文翼、轸分野。春秋，黄国地，后属楚，楚徙邾君于此，曰邾城。（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

黄安县：明嘉靖四十二年，初置黄安县。黄安分土，盖黄冈、麻城、黄陂之裔。按《禹贡》：地介荆豫之交。在周为黄国地。……北至河南光山县界八十里，至光山县治二百六十里。（今湖北红安县）

罗田县：《禹贡》，罗田在荆州境内。《水经注》：罗受英鄝崖并塘洞之流厮，汇于浠水。西南出蛮中五水，是名浠水。春秋为黄国地。……北至河南商城县界一百四十五里。（今湖北黄冈市罗田县）

麻城县：周为黄国地。黄帝之后受封于黄，赢姓，国在今光州定城废县之西。春秋属黄，后属楚。楚徙邾君于此。战国时，楚灭邾，迁其君于黄，遂名邾城。秦属南郡。……北至河南光山县界，一百里。东北至商城县界，七十里。（今湖北麻城市）

黄陂县：春秋隶黄国。鲁僖三年，黄人同江人盟于贯。后楚子伐黄，因属楚。秦分楚为四郡，以黄属南郡。汉改称西陵。三国时刘表守荆州，使黄祖城石阳为镇，以拒吴，即今西城子地。北齐以镇改置黄陂县，及南司州治，名黄陂，盖由此始。（今武汉市黄陂区）

14、近代《今县释名》:“黄冈，西北有黄冈山，因古黄国得名。

注：《今县释名》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吕式斌所撰的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

由此可见，史书中的“黄国之地”、“黄国之境”、“黄国之都”，都已确证古黄国地域辽阔。黄国的疆域范围介于长江和淮河之间，河南、湖北和安徽三省交界处。西周至春秋时的黄国，位于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一带，沃野千里。

（三）、黄国兴衰与史海钩沉

探寻黄国的历史足迹，我们最早可在《竹书纪年》以及商朝甲骨文卜辞中觅得踪迹。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这为我们提供了黄国与夏朝之间互动的线索。同时，商朝甲骨文卜辞中关于黄国的丰富记载，如“伐于黄尹二羌”，生动描绘了商朝与黄夷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而甲骨文（如前6213、乙4642）中的“帝黄奭三羊”和“贞用于黄奭佑三牛”等祭祀场景，更是揭示了黄尹、黄奭等早期黄国族人的存在与活动，以及他们在黄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殷墟甲骨卜辞和《史记·殷本记》也详细记述了商帝王巡游黄国的盛况，如“黄寅卜......王贞：王其至于潢、霍，亡灾。”其中，“潢、霍”不仅是地名，也兼具国名之意义，而“潢”即指黄国，其地理位置正是今日的河南潢川，因境内流淌的潢河而得名。商王对黄国人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出于黄尹，告于黄尹”、“黄示”等字样中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从《竹书纪年》到商朝甲骨文卜辞，再到《史记》，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了黄国历史的轮廓，还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黄姓族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黄国，作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其历史的每一个片段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思考。步入两周时期，史记文献对黄国的记载愈发详尽。此时的黄国，正置身于诸侯并列的时代，面对楚国的霸权威胁，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黄国不仅积极与江淮流域的江、道、柏、弦乃至随国结盟，共同抵御外敌，还努力与中原北部的齐、宋、郑、卫、鲁等国修好，通过外交手段巩固自身的地位。黄国充分利用其位于“黄淮”和“江淮”之间的军事要塞、交通枢纽的地域优势，团结周边国家力量，与楚国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抗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辉煌。

然而，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大国争霸，小国在这一动荡的时代中往往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黄国，作为这一时期的诸侯国之一，其兴衰历程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描绘了春秋时代小国在大国阴影下挣扎求存的艰辛与困境。在这一动荡的时代洪流中，黄国如同置身于夹缝之中，既要应对来自大国的威胁，又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小国的复杂关系，艰难地在风雨飘摇中寻求着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通过仔细梳理《左传》及《春秋谷梁传》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出黄国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命运轨迹。感受其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坚韧与智慧，同时也为其最终的灭亡而深感惋惜。接下来，本文将罗列这些史料，深入解析黄国的这段历史。

据左丘明著《左传》记载：

⑴.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夏天，楚武王在沈鹿召集诸侯举行会盟。然而，黄国和随国并未参加。于是，楚武王派遣薳章去责备黄国，以此表达对黄国未参加会盟的不满。随后，他亲自率军讨伐随国，并将军队驻扎在汉水和淮水之间。这一事件反映出，黄国在当时显然具备相当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足以与楚国相抗衡，这或许正是楚国在当时未选择直接对黄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

⑵.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

鲁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春季，楚文王率领军队迎战巴军，但在津地却遭遇了惨败。回国时，因战败之辱，鬻拳拒不开城门接纳他。楚文王随后转而攻打黄国，以转移国内视线，并在碏陵（今河南潢川县西南）成功击败了黄国的军队。然而，在返回途中，当到达湫地（今湖北钟祥县北）时，楚文王不幸染病。到了夏季六月庚申日，他病逝了。鬻拳深感愧疚，将楚文王葬在了夕室，并随后自杀身亡，以示对楚文王的忠诚和对自己之前行为的悔恨。他的遗体也被安葬在了楚文王的陵墓附近。这次楚文王首次伐黄，明显透露出楚国对黄国的吞并野心，使得黄国面临强楚的严重威胁，形势因此变得异常危急。

⑶.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秋天，九月，齐桓公、宋桓公与江、黄两国的国君在宋国的贯地结盟，此举旨在加强与江、黄两国的联系。战国时期著名经学家谷梁赤在《春秋谷梁传》卷七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注疏：“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贯，宋地。○贯，古乱反。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远国之辞也。中国称齐、宋，远国称江、黄，以为诸侯皆来至也。”

这段古文注疏的意思是：“‘贯’是宋国的一个地方（今山东省曹县附近）。这里的‘贯’字，读音通‘古乱反’。在‘贯之盟’这个事件中，有不期而至的参与者，他们是江人和黄人。这里的‘江人’和‘黄人’，是对远方国家的称呼方式。中原地区的国家通常称呼齐国、宋国等，而对于较远的国家则称呼江国、黄国，这样的称呼方式旨在表明当时诸侯各国都参与了这次盟会。”通过这段注疏，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时期的黄国是一个诸侯国，并积极参与诸侯间的盟会，试图借此增强自身实力。

⑷.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秋，齐桓公、宋桓公、江国国君、黄国国君在阳谷（今山东省阳谷县北15公里）会见，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事宜。”“此时，黄国人积极参与了这些国家首领会盟商议攻楚的活动。”

⑸.僖公四年秋，（齐人）及江人、黄人伐陈。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秋天，齐国联合江国、黄国一起攻打陈国。

⑹.僖公五年，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楚国的斗谷於菟灭亡了弦国，弦子逃亡至黄国。此时，江、黄、道、柏四国正与齐国保持友好关系，且这些国家都和弦国存在婚姻关系。这种广泛的婚姻关系网原本是黄国外交策略的一部分，旨在增强其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弦子尽管拥有这些外交关系作为后盾，却仍选择不事奉楚国，并且未做好防备，最终因此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弦国的灭亡给黄国带来了警示：外交并非万能，必须同时强化自身以防患于未然。

⑺.僖公十一年 ……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

鲁僖公十一年（公元前649年），黄国人未向楚国进贡。因此，在冬季时，楚国人进攻了黄国。此时的黄国面临着楚国侵吞的严重威胁，其生存受到了严重挑战。

⑻.僖公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春，诸侯在卫国的楚丘修筑外城，以防范狄人的侵扰。黄国人依仗诸侯与齐国的关系和睦，不向楚国进贡，并声称：‘从楚国的郢都（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南的纪南城）到我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哪能危害到我国？’然而，到了夏季，楚国就灭亡了黄国。这段记载揭示了黄国灭亡的深层背景和具体缘由。

⑼.谷梁赤在《春秋谷梁传》卷八中提到：「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宗诸侯，谓诸侯宗之。○贯，古乱反。远，于万反。近，附近之近。为，于伪反。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闵其贪慕伯者以致灭。」

“鲁桓公十二年春，周历正月庚午日，发生了日食现象。夏，楚人灭黄。回想之前在贯地结盟时，管仲曾预言：‘江国、黄国远离齐国而接近楚国，楚国是这两个国家利益所系之国。如果它们被攻打而我们不能去救援，那么就无法让诸侯们归服了。’这里说的‘让诸侯们归服’，是指让诸侯们尊奉齐国为盟主。对于文中的读音注解，贯，读音通‘古乱反’；远，读音通‘于万反’；近，就是附近的意思；为，读音通‘于伪反’。但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建议，最终还是与江、黄两国结盟了。管仲死后，楚国攻打江国并灭掉了黄国，桓公没能去救援，所以君子们对此感到忧患。他们忧患的是桓公因为贪求霸主地位而招致了黄国被灭的结局。”

细观历史脉络，我们深刻体会到，黄国的兴衰历程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它不仅展现了春秋时期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与无奈，更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兴衰的内在逻辑。黄国虽曾凭借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积极结盟、力抗强楚，但最终仍因外交困境与大国的短视而走向了灭亡。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启示。首先，对于小国而言，在强邻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外部威胁，谨慎处理外交关系。其次，小国应不断自强，提升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和生存能力。最后，小国在寻求大国庇护或结盟时，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避免盲目依赖或成为大国的牺牲品。黄国的繁荣与衰败不仅是对春秋时期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对后世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镜鉴。它告诫我们，无论国家大小，都应珍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坚持自强不息的道路，以智慧和勇气应对历史的挑战和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书写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二、古黄国文化的历史见证

古黄国，一个沉睡于江淮大地上的神秘古国，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如同璀璨的瑰宝，不仅见证了古代文明的辉煌，更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今天，让我们携手踏入这段悠久的历史长河，一同探寻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文化印记，揭开古黄国文化的神秘面纱，领略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魅力。

（一）、历经沧桑的黄国故城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座城市都是时间的见证者，而黄国故城则以其独特的风貌，承载着尤为厚重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印记。它不仅以宏伟的城垣诉说着往昔的辉煌，还通过宫殿、宗庙的遗址以及散布四周的手工业作坊，生动展现了古代黄国的繁荣景象与卓越智慧。历经风雨侵蚀，城垣依旧屹立不倒，并以其巧妙的建筑工艺，默默诉说着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力量。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调查黄国故城时，测量了城垣数据。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具体尺寸为：城东垣1650米，西垣1550米，南垣1800米，北垣1720米，周长合计6720米。城墙残高在5米至7米之间，上宽介于10米至25米，基宽则为59米。城墙由夯土筑成，夯层厚度约为10厘米至14厘米，呈现圆形夯窝，窝径在4厘米至7厘米之间不等。

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进行了重新测定。结果显示：东墙长为1750米（其中断残部分为126米），西墙长1550米（断残456米），南墙长1650米（断残288米），北墙长1720米（断残116米）。城墙的残高平均在3米左右，个别段落残高约5米。夯土城墙的宽度介于28米至5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36米。城区面积280万平方米。与《战国策·赵策》中记载的战国城池相比较，春秋时期的黄城无疑可称得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

城墙的建筑方法独具匠心。它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夯筑而成，每段长约3.3～4米，夯层的厚度一般5～10厘米，有些地方甚至达到12～15厘米。夯层上留存的夯窝清晰可见，直径3～4厘米，深1～2厘米，小而密集。城垣斜坡采用斜夯法，内侧坡度稍缓，外侧陡峭难攀，夯层十分坚实。城垣横断面呈梯形，基宽45～59米，顶宽5～15米，中间主墙层层平夯筑成，两侧护城坡则采用斜夯法，使得内侧坡度稍缓，外侧陡峭难攀。整个护城墙外地势低洼，周围环绕着城壕，城壕距城墙20至40米，宽46至50米，深3至4米，均为人工挖成。如此城高壕深的防御体系，充分展现了上古时代“金城汤池”的防御风格，与郑州商城遗址的都邑形制颇为相似。

环周城垣上发现十四个大小不等的豁口，其中三个较大的豁口尚有城门痕迹。向内凹陷的城门路基踏实，路面宽约6米，上铺20厘米厚的路土。这样厚实的城垣和宽阔的路面，不难想象当年的城楼是何等巍峨壮观。据专家估算，仅城墙的夯土量就达到了84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每日上万人版筑，也需干3～4年才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二三千年前的黄国人都能够成就这样巨大的土建工程，不能不说是丰功伟业了。

黄国故城遗址不仅矗立着高大的城垣，城内城外还有其他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城南正中位置，有一片宫殿遗址区。黄宫遗址为一高大台基地，当地群众世代传称其为“黄君台”“黄孙台”“黄君庙台”。台基高出地面3～5米，南北长约135米。在这片宫殿区的西南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房基，宽32.5米，进深为11.8米。根据清理出的柱穴推测，这是一个由四室构成的寝殿。每室四壁夯土墙基厚65～80厘米，墙内每隔60～80厘米的间距，就有一直径21厘米的柱穴。而距殿基3～4米外，又绕有82个柱穴。专家据此断定此殿有相当规模的围廊。

在宫殿区中心处，另有一个由十多层硬土堆垫的房基。房基地坪上今存有明显的柱础与柱穴，穴列4排，每排多则10个，少则仅存2～3个，但4排柱穴均未达及房基边缘。专家推测这是一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宗庙遗址。黄都城在商周时代的筑城理念中，“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而黄都城的建构完全符合这一时代特色。作为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政治关系的黄国，宗庙既是黄国国家尊严的象征，也代表着黄氏宗族的强盛。

在这些遗址周围，散布着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陶片、铜渣、残破铜片。据此推测，黄国都城已有计划地将各类手工业作坊布局于城外，这反映出当时的城市管理特色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四郊辐射发展。这进一步表明黄国的手工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完全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且其内部还有初步的行业分工。不过，作坊遗址并非全部在城外，城内也发现了两处青铜作坊。这两处作坊周围遗存有炼炉残块、残缺破碎的泥范、古范、红结土等，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铜块、铜器残片、夹杂木炭的炉渣等。由铸范来看，制作器物基本都是礼器，也有铜镞、戈、矛、剑等兵器残片。此二处作坊制作的器物明显不同于城外的作坊，推测城内这两处作坊的生产可能为黄国王室直接控制。由此可见，黄国的手工业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且在生产体制上已出现了官用与民用的分工。参照同期中国社会发展史，相应水平的生产必有相应水平的管理，黄国此时已有工正、工师、工伊等百工官职之设。

在生活设施方面，黄城内的水井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据当地群众传说，城内古有72座“莲花井”，而今已发现并清理了15眼。这些井分为土井、陶圈井、木圈井和竹圈井四种类型。其中，土井最简单，为大口小底的圆形竖穴或圆坑。井壁光滑，上有两两相对、位置不一的脚窝，当为挖井时上下踏脚之用。而陶井最多，发现了11座。虽多已崩溃，但从较易清理的两座来看，颇富特色。陶圈井即在土井中贴了一夹砂陶制的圆筒作井壁，直径多为78或80厘米。陶圈两端稍厚，上下接头处圈厚度为2～2.5厘米。圈壁上有两两相对不规则小孔，壁外上部有粗痕迹。陶圈多节联为陶筒，每井多少不一，或三四节，或五七节。井底则采用芦编或竹编井圈，有的还在井底铺上筒瓦，或加设“二”字形、“十”字形、“井”字形木架，这样既能防泥沙上涌，又能起到加固井圈的作用。木圈或竹圈井的方式与陶圈井一致，只是在制作材料上有所不同。木圈采用直径较大的圆木对劈，凿空中部后置于井坑内。而竹圈则是采用淮南大量生长的竹木编织成筒形，然后置入井坑中。

传说72眼“莲花井”集中在“黄君台”附近。而今“黄君台”内仍有一“天池”遗址，这里久旱不涸，四季都有一泓清水，成为了黄城游览的一个景点。据考察，这“天池”就是由昔日黄国贵族使用的两座“莲花井”的水源融汇而成。

黄国故城于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以后，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的古城便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探寻古黄历史与淮河区域的文化风貌。作为黄国的旧都，它不仅是黄氏子孙寻根拜祖的圣地，更是联结潢川祖地与海内外宗亲宾朋情感与文化的桥梁。尽管黄国故城的神秘面纱尚未完全揭开，城北大片的砖瓦基地和城西密集的墓葬区仍有待深入探索，但从不断出土的汉以后文物中，我们已能感受到这座淮河流域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它在历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页历史书，诉说着古城的辉煌与沧桑。黄国故城的文化意蕴丰富而深远，它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长卷，等待着我们去细细品读。尽管我们已经揭开了黄国故城的一部分面纱，但仍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探寻和发现。未来的研究和探索对于全面揭示黄国故城的历史面貌和文化内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考古发现能够为我们揭开这座古老城市的更多秘密。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将继续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成为我们探寻历史、感受文化的重要窗口。

（二）、出土文物见证古黄国

在潢川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黄姓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古黄国遗址出土的文物更是为黄姓文化的传承增添了浓厚的色彩。这些文物见证了黄姓族人历史的辉煌与荣耀。如今，在故城遗址内，仍遍布着陶片、瓦当和多处青铜器作坊的遗迹。这里曾铸造出无数精美的作品。这些被发掘出的青铜器和玉器犹如历史的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黄姓家族昔日的繁荣，更进一步证实了黄国的存在和深远的历史渊源。

1、青铜文化

郭沫若在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4件黄国青铜器：黄大（太）子白克盆、黄太子白克作赢臾盘、黄（韦俞）父盘和叔单鼎。由此我们可知黄国有太子黄白克和王族黄（韦俞）父、叔单其人。例如，“叔单鼎”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高28.8厘米，口径28厘米，腹围82.4厘米，出土于河南潢川。它属于黄国的器具，目前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青铜器的形制为较浅的半球状腹，表面装饰有花纹，四行铭文清晰可见，内容为：“唯黄孙子傒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随着时间的推移，傒君叔单的其他青铜器也陆续被发现。

1972年秋季，罗山县高店乡高店村的村民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发现三件春秋早期“奚君单”铜盘、铜匜、铜壶，这些铜器被存放在砖砌的圆坑内，并且据群众反映，出土时坑内还可见到折叠多层的丝绸之类的残片，可能是用来包裹这些铜器的。其中，铜盘内底铸铭文：“奚君单自作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铜匜：长37厘米，高20.07厘米。口沿外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四足饰云纹。鋬为一兽首，卷尾。匜内底铸铭文：“奚君单自作宝匜，其万年子子孙孙用之”。这几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与之前在潢川出土的叔单鼎上的铭文‘黄孙子奚君叔单’相呼应，进一步证实了叔单作为黄国国君的孙子，被分封到奚邑成为始君。

1974年10月，在罗山县高店乡高店村又发掘一座春秋奚氏墓，出土一批青铜器与葬器皆有铭文。如鼎铭“佳奚子宿车作行鼎，子孙永宝，万年无疆”，盘铭“奚阝季宿车，自作行盘，子孙永宝用之”。这说明“奚阝子宿车”为傒君叔单之后裔，仍为奚邑之封君。

1979年5月，在信阳县吴家店杨河村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器物，其中的铜削上刻有“佳奚仲缶射子用”六字铭文。由上述铭文可知，“奚阝子淇”、“奚仲缶射子”与“奚子宿车”同是“黄孙奚君叔单”之后代，但亦不使用“黄”姓而只称“奚子”了。且其家族的活动区域也已超出今潢川县界，足见其人丁之兴旺，家族之活跃。

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及由此进行的逻辑推理，奚是春秋古黄国邑名，大约在今河南潢川、罗山、信阳一带，黄国国君把它作为采邑，封给某一王族同姓兄弟，并允许世袭。黄孙子傒君叔单，便是被封到奚邑的封君，他是黄君之孙，名叫叔单。叔单被封奚地后，家族发展，便以邑为氏，形成古黄国的最重要分支——奚氏家族。所以今日奚姓的一支也是古老黄姓的分支。

1966年，在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其中有两件黄国铜鬲，铭文是：“惟黄朱柢用吉金作鬲”。这个黄朱柢应是以黄为氏，名朱柢的古黄国贵族。

1972年，在湖北省随县均川区的熊家老湾，因群众修建房屋，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曾国青铜器群。其中一件尤为引人注目的黄国青铜鼎，通高32.4厘米，口径31.6厘米，其形制独特：圆腹微鼓，长方立耳，兽蹄足，曲度较大。鼎腹上饰有二周卷曲云纹和弦纹，腹底还留有三角凸痕。更为珍贵的是，鼎内铸有铭文：“黄季作季赢宝鼎，其迈（万）年子孙永宝用享”，记录了此鼎乃黄国国君为嫁至曾国的黄氏女子所制的媵器，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婚嫁习俗，也证实了古黄国与随国之间存在联姻关系。这批曾国铜器与黄国铜器的共存，为研究西周晚期江汉地区诸小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5年春，在潢川县东北22公里处老李店上油岗磨盘山出土了三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其中，“㽀”（音zhèng，）即盆，盖内与器底铸有相同的铭文：“（奚阝xī）子諆铸皿，其行宁，子孙永年寿用之”。另一件青铜器“（缶霝）”，其上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黄孙须颈子伯亚臣自做（缶霝），用政（征），用祈眉寿迈（万）年无疆，孙子永宝是尚”。“盉”无铭文。（缶霝）铭中的“黄孙”表明做器者为黄国贵族，“须颈子”是“伯亚臣”的称号。这几件器物均出自同一座土坑墓内，据此推断，这些器物应为黄国铜器无疑。

1983年4月10日，河南光山县的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在取土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遗憾的是，附近的农民已先行破坏了该墓靠北的一座木椁，编号为G1，并从中取走了部分随葬器物。得知这一情况后，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追缴了流失的文物，还组织了现场调查。经过深入考察，决定对该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在为期十五天的发掘期间，考古人员在墓葬的南边又发现了一个椁室，编号为G2。经过进一步考证，确认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该墓葬呈长方形土坑穴状，封土现存高度约为7至8米，东向辟有墓道。墓口东西长7.9～9.1米，南北宽12.2米，底部深度达4.2米。葬具包括漆绘棺和木椁，两具棺椁南北并列放置。

此次发掘共出土遗物244件，种类繁多，包括铜器如鼎、豆、壶、（缶霝）、盘、匜、鬲、戈、镞、削等36件；玉器如玉璧、璜、玛瑙串珠等185件（组）；竹器如竹弓、排箫以及席等6件（组）；漆木器（如豆、斗等）6件；此外还有石圭、麻鞋以及纺织品残片等。值得注意的是，两具棺椁内的随葬铜器上分别铸有“黄君孟”和“黄子作黄夫人孟姬”的铭文，这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据此推测，北棺所葬之人应为黄君孟，而南棺则葬有黄夫人孟姬。

墓中出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黄君孟夫妇的随葬物以玉器为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作精美绝伦。黄君孟的随葬器物共七十件，其中玉器就有五十四件，占比高达77.1%。黄夫人的随葬器物共一百六十九件，玉器更是多达一百三十一件，占比77.5%。这些玉器以佩玉为主，造型生动写实，包括虎、鱼、蚕、人首等形式，还有繁复古朴的兽面纹、窃曲纹等。此外，还有十多件色彩艳丽的玛瑙串珠饰品。这些大批玉器反映了黄国人极高的琢玉水平。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黄国的重要历史证据。暂列举几例，黄君孟鼎上的铭文：“黄君孟自乍（作）行器，□子孙则永宝宝，”豆上的铭文：“黄君孟自乍（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而黄夫人的铜器上也有铭文，如鼎上的：“黄子作黄甫（夫）人孟姬则永宝霝（灵）冬（终）”。实际上，大多数出土的铜器上都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为我们揭示了更多关于古黄国的历史信息。

更重要的是，青铜器铭文上的‘黄子作黄夫人孟姬’等字样，不仅确凿地展示了黄国在周朝的子爵地位，还清晰勾勒出了黄君孟与随国公主孟姬的联姻纽带。这一珍贵发现，如同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折射出春秋前期诸侯国间错综复杂的联姻图景，以及这些联姻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战略考量。它极大地拓宽了我们探索黄国历史文化视野的广度，同时也深入挖掘了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度与复杂性。

1999年6月至2000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潢川县隆古乡高稻场村贵族墓葬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期间，共发现了近60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和近10座汉代墓葬。从这些墓葬中，清理出土了共150余件铜礼器和500余件陶器，此外还伴有大量的漆器、兵器、车马器、杂器以及木器等珍贵文物。

在清理工作中，我们发现春秋墓的形制主要分为中型墓和小型墓，均属于竖穴土坑墓，采用长方形悬底棺，一般为一棺一椁，少数小型墓则仅用一棺。无论是中型墓还是小型墓，基本都有大量的青铜器随葬。这些随葬的青铜器通常是由鼎、簋、敦等组合而成，也有部分墓葬中随葬有簋、壶、豆、盘、匜、舟、簠等铜器。陶器主要为灰陶，其基本组合为鬲、罐、豆，一些墓内还出土了鼎、簋、壶等陶器。

在这批墓葬中，9号墓显得尤为重要。该墓南距‘蔡公子义’铜器墓仅4米，采用竖穴土坑的构造方式，长约4米、宽约3米、深约3米。在椁盖附近，我们发现了厚约1米的青膏泥。该墓为一棺一椁，椁板厚达20厘米，棺板厚15厘米。从墓中出土了11件铜器，包括鼎2件、敦2件、壶2件、镂孔豆2件、盘1件、匜1件以及舟1件。其中，盘内刻有‘（某）夫人曾姬之盘’字样的铭文，这为研究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该墓还同时出土了10余件陶器，主要包括鬲6件、罐3件以及豆3件等。另外，还有木俎4件等随葬品。从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古黄国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不仅冶炼技术熟练，而且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铸造技术，展现出了古黄国在青铜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古黄国铸造的青铜器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当时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

2001年，因宁西铁路建设需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潢川县境内的黄国墓地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在40余座春秋黄国墓中，再次出土大量陶器以及铜剑、铜戈、玺印、玉壁等。其中四号墓中出土有鼎、盘、敦等7件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均无锈蚀。

2018年10月，在潢川县付店镇新春村余楼组西北方向约400米处的台地上，潢川县亿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进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二期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发现了锈蚀的金属残片，经过初步辨认，疑似古代器物。公司随即向县文物局报告了这一情况。随后，考古人员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勘探，并确认该地为古代墓葬群。

从2018年至2020年的考古勘探期间，余楼墓地共发现了51座各类遗迹，包括墓葬、车马坑等。2018年度，发现了19座墓葬、2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而到了2020年，又发现了24座墓葬和5座车马坑，其中1座车马坑甚至位于亿隆公司的办公楼下。

已发掘的墓葬主要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类，南北向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台地的南部，而东西向的墓葬则主要分布在台地的北部。这两类墓葬的年代相近，大约从春秋中期晚段延续至战国早期。墓葬以一棺一椁墓居多，随葬的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礼器（如食器：簠、鼎；水器：盘、匜、盆）、乐器（如铜铃）、车马器（如车辖、车軎、马衔、马镳）、兵器（如戈、镞）以及玉器（如玉管、玉玦、玉钺）和陶器（如壶、鼎、豆、鬲等）。

在本次发掘中，出土了三件带有铭文的器物。其中一件残破的铜簠上，刻有43字铭文：“唯五月初吉庚申，黄子季庚臣择其吉金，自作匡簠，以征以行，用盛稻黍，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是尚。”另一件残破的铜簠上则刻有17字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子父囗自作匡簠，其口……。”还有一件残破的铜篮，其上的铭文已经模糊，不易辨识。而从被挖出的虚土中，考古人员还清理出了许多铜器残片，这些残片的年代被推断为春秋早中期之际。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地距离潢川县隆古乡的黄国故城直线距离约为3.5公里。考古人员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了带有‘黄子’字样的铭文。根据这些铭文以及墓葬的规模和特点，专家们推测这里极有可能是一处黄国公族的墓地，这次发现为研究黄国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潢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带有“黄”字的金文铭文数量众多，不胜枚举。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黄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关于黄国的重要历史证据。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古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因此，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青铜器以制作精良、气魄雄浑而著称，而黄国铜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大件重器如鼎、敦，还是小件精器如爵、豆、匜、壶，都展现出黄国青铜器的庄严厚重与气势夺人。黄国青铜器的纹饰古朴多样，不仅装饰了器物，更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主要纹饰包括波纹、涡纹、索纹、瓦纹、几何纹、窃曲纹、重环纹、凤鸟纹、蝉纹、虎纹、云雷纹、鱼鳞纹、蟠虬纹、夔龙纹、饕餮纹等，其中饕餮纹作为最常见的一种，象征着威严与权势，反映了黄国贵族政治中宗教与统治权威的紧密结合。

黄国青铜器的历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器物上的铭文。由于时代久远，黄国的文字遗留极为稀缺，若无铜器铭文作为实证，我们对黄国文字的认知将完全是一片空白。而史书文献对黄国的记载又极为简略且挂一漏万，仅仅依据这些零星的资料想要对黄国历史有一个真切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出土文物尤其是器物上的文字，对于我们研究黄国历史来说显得弥足珍贵。这些铭文内容基本属于纪事与祈福范畴，反映了器物主人的地位、思想与情感。同时，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黄器铭文的风格典雅古朴、章法齐整、结构均衡，给人以艺术美感。无论是铭文较长的横竖成行、字形依笔划繁简略有错落，还是笔划圆润遒劲、活泼秀美，或是起笔收笔多藏锋等细节，都展现了黄国青铜器的独特魅力。可以说，每一件带有铭文的黄国青铜器都是一扇通往古老历史文化的神秘之门，引领我们探索那个遥远时代的奥秘。

2、玉文化

黄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黄国故城里制玉坊的遗存，见证了黄族崇玉习俗历经千余年的传承与发展，历久弥新。自1978年以来，考古发掘的大量玉器，更是直观展现了黄族对玉的深厚情感以及黄国玉文化的辉煌成就。

黄国人对玉器的喜爱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我们所能目睹的实证主要来源于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通过对墓葬出土情况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黄国玉文化的三大显著特点：黄人使用玉器的数量极为丰富；黄国玉器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同时，黄国制玉的技术更是达到了精湛绝伦的水平。黄国玉器的风格，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包括其用材、器形、纹饰以及琢玉技巧。在选材方面，这一带出土的玉器主要以软玉为主，其质地涵盖了粗玉、细玉以及杂玉等多种类型。这些玉石质地温润、缜密，光泽如同脂肪，触感十分细腻，有些甚至呈现出半透明而敦厚淳朴的质感，料与工同样精良。玉器的造型丰富多姿，随其种类而定。按用途划分，黄国玉器主要可分为礼玉、葬玉和装饰玉三大类。礼玉是行仪礼所用之器，包括扁圆的玉璧、外方内圆的玉琮、弧形的玉璜，以及上端尖锐的长方形玉圭、半圭之状的玉璋和形态各异的玉琥。葬玉则是专为随葬而制的玉器，今日所见多为黄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古人深信玉具有使死人不朽的神秘力量，因此特制出一些含玉、握玉、玉塞和玉衣等葬玉，前几种在黄君孟夫妇墓中即有发现。装饰玉的范围广泛，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随身佩玉和实用装饰玉器两大类。佩玉制作成各种形态，佩于身体的不同部位，还可多件组合为‘组佩’，以彰显佩戴者的身份与地位。实用装饰玉器则与其他器物组合成器，成为独立的陈设品，兼具美观与实用性。

黄国实用装饰器，已见生产工具与武器造型有玉刀、玉凿、玉戈、玉钺。乐器造型有玉磬、玉管、玉琴拔等。黄君孟夫人墓室还出土有玉笄、木笄上的玉堵等，这是古人用于卷发定型或连冠于发的实用器，黄夫人就依赖这些发饰挽起高高的发髻，历经二千多年，发型依然保持完好。钩连腰带的衣带钩也是这一带出土常见器物。戴南海《文物鉴定秘要·古玉器鉴定》中提到，潢川东邻的固始侯古堆春秋墓所见的玉衣带钩，是迄今为止全国同类出土玉器中时代最早的。

黄国佩玉造形最为丰富多姿，显著特点是仿自然生态，尤其仿动物足形，飞禽走兽、水族虫鱼。出土所见有玉兔、玉象、玉鱼、玉龟、玉鸡、玉狗、玉犀、玉牛、玉龙、玉虎、玉蚕蛾、玉鸳鸯等等。造型生动有趣，如玉牛双蹄蜷卧，玉狗张口翘尾，玉兔伸足伏尾，玉虎瞠目卷尾，各具特色。黄君孟墓中有作为佩玉的人首饰，固始侯古堆墓中还出土过一个玉人，颅圆面方，双手交叉，双膝跪坐，上体提直，整体造型小巧玲珑，通高仅有1.5厘米。在所有这些动物造型中，玉虎最为出色。玉虎既是一种佩饰，又是最后加入“六瑞”行列的礼玉。黄君孟夫妇墓中出土玉虎34件，8种款式，或平面造型，以纹制作为辅助，或立体雕琢成卧虎。或乌尾，或鸟尾，或双虎联体，充分反映出黄国文化的自然崇拜色彩。黄君孟夫妇墓葬大量使用玉虎，也是以虎威象征其贵族统治者的身份与权威。

黄国玉器的纹饰也富有特征，堪称一流。手法多用阴刻，线条分单刻线与双刻线，刀工简洁有力。与以往其他地区一般使用单刻直线条的技术相比，黄国制玉技术线条方面的进步不仅表现为双线条，还出现许多弯曲线条，浑圆柔和，流畅自然，充分显示玉匠技巧的娴熟。纹样有弦纹、绳纹、回纹、蚕纹、束绢纹、水涡纹、几何纹、螺旋纹、鱼鳞纹、兽面纹、卷云纹、乳钉纹、蟠螭纹、夔龙纹、饕餮纹等等，纹样之多，堪称当时诸国之最。这些精美的纹饰不仅增添了玉器的美观性，更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使得黄国玉器更加富有韵味和魅力。

黄国墓葬用玉多为精美的装饰玉，除上述种类外，还常见玉瑗、玉环、玉玦等玉饰。其中，玉玦尤为精致。玉玦，一种耳环形的小玉器，最初作为耳饰深受人们喜爱，后来也逐渐用作佩饰，悬挂在身体上。大约因其精致美观，以及人们赋予它的象征意义而备受推崇。黄君孟夫妇墓中出土的一对龙纹玦，直径5.5厘米，孔径2.2厘米，厚度0.3厘米，黄色，扁平体。一侧素面无华，一侧双勾阴线刻划夔龙，疏密有致，琢磨精细。这对龙纹玦被誉为春秋时期最为精美的玦之一。该墓出土玉器中还有一对精美的人首蛇身饰，堪称一绝。两件玉饰大小形态完全一致，直径3.8厘米，厚0.2厘米，黄色，扁平体，首尾相接呈环状。人首五官清晰，“目”形眼，蒜头鼻，翘嘴，卷发。蛇身蜷曲，全身阴刻蟠螭纹。成器形体虽小，但形态生动，造型巧妙，雕琢细致入微，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两件玉饰的完全一致，可证黄国制玉已有定制，不因玉材之异随意变化尺寸形态，体现了黄国玉文化的严谨与规范。

总之，在春秋社会大进化中，随着中华整体文化步入高度发展阶段，黄国玉文化也获得长足发展。黄国玉器从制玉技术、用玉风气到文化意蕴，都秉承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玉文化史上，黄国玉文化上追商周大国之制，下启战国秦汉之风，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国玉文化之盛冠盖一时，在黄国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习俗上烙下深深的痕迹，并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传给后人。历经岁月销蚀，黄国后裔也早已海内外散居，但先祖昔日尚玉的传统却得以继承和推崇。遗风流韵，意趣盎然。

黄国故地的黄氏后裔，喜爱在最具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上、最醒目的位置镶嵌玉璧形装饰。潢川南城明清两代建有三座黄氏表坊，今虽有坍塌，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资料遗留。每座表坊高四丈，青石凿就三门六柱，结构严谨，宏伟壮观。石柱阴刻云龙纹，表坊顶端中央雕一圆形玉璧图案，直径约33厘米，上有黄氏后裔字样。璧的四周环绕云龙纹饰，龙体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状图案，张牙舞爪，盘旋起伏，龙睛圆睁，气势威武，护卫着玉璧图案，深得黄国玉文化之味。表坊石柱镶刻楹联为：“以玉为槛人；以璜礼天下”，立坊之意昭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当我们凝视那些遗留下来的精美玉器时，不仅是在细细品味古代工匠的智慧与精湛技艺，更是在深深感受黄国玉文化背后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民族情感。黄国玉文化犹如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不仅为中国玉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魅力穿越时空，如同一曲悠扬的古乐，回响在每一个崇尚美、渴望和谐的心灵之中。它启迪着我们的思想、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黄国玉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永远闪耀。

三、追溯黄国族源与血脉传承

潢川，这片古老的土地，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备受瞩目。它曾是古黄国的所在地，作为黄姓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承载着黄姓族人的悠悠情怀与深厚历史。

黄姓，作为中华姓氏中的一支，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主要源自嬴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代的少昊，乃至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一）、追溯伯益：探寻黄国族源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史料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帝舜时代的伯益。伯益，这位少昊帝的五世孙，其祖母为颛顼帝的孙女（女脩），因治水有功而被帝舜赐姓嬴。按照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描述，黄氏为嬴姓十四氏之一，是远古时期伯益的后裔。伯益长子大廉，作为黄夷首领，在夏朝初期始建黄国，此时的黄国呈现为部落族群形态。这一记载，为我们揭示了黄姓与黄国之间深厚的渊源。东汉学者蔡邕，在其所著的《蔡中郎集》中的一篇《汉交趾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历史渊源。文中提到：“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赢，其先出伯翳，别封于黄，以国为氏焉。”这说明，黄姓族人确实是以黄国为氏，以纪念其先祖在黄国的辉煌历史。这一深厚的历史背景不仅揭示了黄姓与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黄姓族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黄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其历史的每一个片段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深思。

（二）、陆终之谜：黄姓远祖的身世探析

另一种传说认为，嬴姓的黄国是祝融之后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据南朝王俭《姓谱》记载：“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该书已失传，可见于《资治通鉴注》卷四周赧王四十二年“楚使者黄歇”元朝胡三省注所引《姓谱》。）

这一说法在多数姓氏学经典及黄氏族谱序中均有记载。例如，唐代进士、尚书黄禹锡在咸亨元年奏请唐中宗批准修撰族谱时提到：“臣姓颛顼之孙，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因以国为姓焉。”唐朝学者林宝在其所著的《元和姓纂》一书中，也明确断言了黄姓的渊源：“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进一步阐述：“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受封於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公）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北宋时期的江夏黄氏族谱序中，亦对黄氏的起源进行了追溯：“考我黄氏，始于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阳氏曾孙陆终之后，有南陆公，兄弟三人，公居其二，食邑于黄，遂因地而赐姓焉，黄地在光州十二里，有黄城。”宋濂在《西瓯黄氏家牒记》中也提到：黄本陆终之后，受封于黄若春秋所书黄人也。其后为楚所灭，散居江淮间，以国为氏。又在《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中谓黄为嬴姓十四氏之一，出于陆终氏，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犹有黄国故城。黄既为楚所并，子孙散之四方，以国为氏。至汉尚书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黄氏咸以江夏为望。这些记载进一步印证了黄姓与陆终的渊源。

因此，许多黄氏族谱将陆终视为黄姓的远祖。然而，时至今日，现代考古在出土的楚简文献中，仍未能直接找到关于陆终的明确记载。陆终的身世，由于史书阙载，一直成为黄姓后人及历史研究者试图解开的谜团。

关于陆终的记载，主要出现在古代史籍中，尤其是《史记》等权威历史文献。《史记·楚世家》是其中记载陆终事迹最为详尽的史料之一，其中明确提到：陆终是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为楚国先祖火神吴回之子。陆终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晏安和季连，这六个儿子后来繁衍成了许多重要的姓氏，包括苏、顾、温、董、彭、曹、娄等。文中还描述了陆终的妻子女嬇怀孕三年未育，最终通过剖腹产下六子的神奇故事。《索隐》作为《史记》的注释之一，其中引用了《系本》的内容，进一步补充了陆终的家族信息：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名曰女嬇，生六子。这六个儿子的具体姓名和姓氏与《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一致。除了《史记》及其注释外，《国语》等古籍中也有关于祝融及陆终的间接记载，但这些记载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史记》有所不同或有所补充。由于古代史料在传承过程中可能存在散佚、误传等情况，因此不同史料关于陆终的记载可能存在差异。

2015年1月，安徽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这些竹简在经过古文字专家徐在国教授的深入研究后，被确定为战国早中期的书籍类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献记录了包括《诗经》、楚国历史、孔子语录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和楚辞等作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为我们深入了解楚国人的祖源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从颛顼帝到楚人始祖季连的世系非常清晰。唯独陆终，史书无载，其身份显得扑朔迷离。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比，因记载差异，更显得错综复杂。

据黄德宽教授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一文中讲到：「这批竹简中发现的楚史类文献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最为完整且系统的楚史资料，极大丰富了楚史研究的内容，可以正史、补史，对先秦史尤其是楚史研究极为重要。关于楚早期历史传说的有关记载，传世文献相互矛盾，含混不清。按照《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楚世家》记载的“卷章”即“老

童”，以往研究已指出。“重黎、吴回”或以为是两人，或以为是四人，看法不一。“穴熊”到“鬻熊”之间，司马迁则说“弗能纪其世”。近年来新出楚简材料中，楚人祭祀先祖时出现了“老童、祝融、穴熊”和“老童、祝融、毓（鬻）熊”的两种组合，还出现了“三楚先”的简称。根据安大简第一组楚史类文献材料初步整理的结果，楚早期世系为帝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老童生重及黎、吴及韦（回）。黎氏即祝融， 有子六人，其六子曰季连，是为荆人。“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畬（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畬（熊），是为荆王”。穴熊生熊鹿（丽），穴熊终，熊鹿（丽）立。简本对楚先祖的来源、世系的记载非常清楚，与《楚世家》等传世文献比较，简本主要有6点不同。一是老童为颛顼所生，不是称所生。老童所生有四子，即“重及黎、吴及韦（回）”。简文两个“及”这么用，显然是要防止将四子误为两人（重、黎二人与《国语》《山海经》一致）。二是黎氏即祝融（与《左传》一致），而不是重或吴回。三是无陆终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文献陆终当是祝融之误。四是季连就是穴熊，而且简文交待了穴熊得名之由。五是不存在附沮一世。六是穴熊生熊丽，期间并不存在世系的中断，这也证明《楚世家》鬻熊就是穴熊。以上只是对简本撮其大要，与《楚世家》进行初步比勘。可以看出，简本对楚早期传说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整合，记述翔实，线索清晰。《史记》关于楚先祖历史记录的一些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简文都交待得很清楚。根据简文记载，原来老童出自颛顼，是楚人始祖，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连，季连就是穴熊，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因此，楚简中才会出现祭祀“老童、祝融、穴（鬻）能”这三位祖先的组合，“三楚先”确定无疑就是这一组合的简称。长期以来困惑学者的问题，根据简本楚史的记载就迎刃而解了。这证明安大简楚史与其他楚简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是一致的，是战国时期楚人业已形成的统一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安大简楚史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官修史书，其记载的历史事实可信度很高。」然而，传世文献中确实载有陆终，并出现在很有权威的正史《史记》中。司马迁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的记载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厚的历史依据的。在近代，一件珍贵的春秋时期文物——《邾公釛钟》被发现，其上刻有铭文：“陆终（陸螽）之孙，邾公釛作厥和钟。用敬卹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穆君灵君，以万年。”这段铭文不仅揭示了邾公釛作为陆终后代的身份，还详细记载了他制作这件和钟的目的。它充分体现了古代人们对于盟誓祭祀、祈求丰年、宴请嘉宾等活动的高度重视。出土的春秋青铜器证明有陆终这个人物，基于这些情况，有学者提出，“陆终”与“祝融”实则为同一人物，其依据在于“陆”与“祝”虽字异但意义相近，而“终”与“融”在音韵上相近，可视为通假，此观点可见于《声素》第201页。据此，“陆终”很可能是“祝融”因音近而产生的讹文。郭沫若、杨宽、童书业等著名学者均倾向于认为，“陆终”这一名称是从“祝融”分化而来的。郭沫若在其著作《金文丛考》中，明确指出：“陆、祝二字古音同属幽部，终、融二字古音同属冬部，因此怀疑‘陆终’即是‘祝融’。”这一观点基于音韵学的分析，为“陆终”与“祝融”的同一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于祝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祝融部落及其首领名字的变化多样，以及无论是祝融的大部落还是其分部落，都习惯性地以“祝融”作为称呼，这些都增加了识别和理解“陆终”与“祝融”关系的复杂性。然而，通过上述字形、音韵以及学者研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陆终”与“祝融”在实质上很可能是同一人物的两种不同称呼。

尽管有诸多推测和证据，陆终的真实身份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由于史料散佚和误传的情况普遍存在，关于陆终的直接记载仍然难以寻觅。因此，对于陆终是否是黄姓远祖及其与祝融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学术界对陆终的身份存在多种观点，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入挖掘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以期更深入地揭示黄姓的起源。

（三）、陆终与黄国族源的辨析

为了深入探究黄姓的根源，我们需仔细挖掘历史资料，追寻其背后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积淀。黄姓的起源与黄国紧密相连。黄国虽最终被楚国所灭，但其后人为了纪念故国，便以国名为姓。黄姓因此得以流传至今。姓氏典籍与黄氏族谱均有所记载，黄姓源自陆终之后，其后代受封于黄地并建立黄国。然而，关于陆终后代中具体是哪一位祖先受封黄地，以及陆终本人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的缺失。但黄国在公元前648年夏被楚国灭掉，其后人以国为姓的历史事实，是有史料可以证实的。

追溯黄国的悠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黄国始于夏朝初期，由伯益后代大廉作为黄夷部落首领所建。历经千余年后，黄国最终遭遇了灭国之劫。在此期间，按常理历代国王应由黄国公室成员继任。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在夏、商、周及春秋时期，历代的中央政权都有可能将自己的皇室成员分封至古黄国，担任国王之职。如传说中的陆终后代某一位被分封至黄国，这一说法并非无凭无据的猜测。因为，这些典籍记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依据，并非凭空捏造，且古代确实存在分封制。当然，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佐证，这仍然只能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推测。

以下，我列举一例江夏黄氏世谱序以作说明。据明弘治十四年《新安黄氏会通谱》载，宋雍熙二年（985年）乙酉，吴育为黄家写的谱序中，详细叙述了黄氏的起源和发展。我将谱序部分原文译成白话文来介绍，其中提到：

「黄氏的先祖，其起源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源自颛顼的后代，名叫女脩。女脩生下了大业，大业娶了少典氏的女儿，名叫女华。女华生下了大费，大费又被称为伯翳，也就是伯益。伯益辅佐舜帝驯养鸟兽，使得许多鸟兽都被驯服，因此舜帝赐给他嬴姓。伯益（即大费）生了两个儿子：大廉、若木。大廉封于黄地，建立了黄国，为黄姓得始祖，其子孙们有的生活在中原地区，有的则迁徙到了夷狄之地。若木封于徐州，建立了徐国，为徐姓得姓始祖。

另一个源自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下了称，称又生下了卷章，卷章生下了吴回。吴回接替了重黎的职位，成为新的火正，也即祝融。吴回生了陆终，陆终的儿子是昆吾。在夏朝时期，昆吾的后裔被封为侯伯，继承了爵位。然而，到了夏桀和商汤时期，昆吾的封国被灭亡。进入周朝后，昆吾的后裔中有一位名叫梁泽的人，他侍奉武王但早年去世。梁泽的孙子名叫‘缗’，在成王时期因为举荐文武勤劳的功臣而受到封赏，他的后裔因此被封在黄地，这个封地一直延续到襄王时期。但在周襄王三年冬，楚成王开始攻打黄国，次年夏天，黄国被楚国灭亡，于是黄国的子孙便以国名‘黄’作为他们的姓氏。」

这篇谱序详细叙述了黄氏家族起源的两个不同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伯益的长子大廉的后代以黄为姓。第二个源头则是陆终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梁泽的人，他的孙子“缗”被封于黄地。因此，各地黄氏族谱对于这一封地事件的记述存在诸多差异，反映了黄氏家族起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为何许多黄氏族谱追溯陆终（即祝融）为黄姓的远祖呢？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反映了黄姓族群对于其祖先和历史的记忆与认同。黄国曾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其领地一度延伸至湖北的黄州（今黄冈）等地。然而，公元前649年的冬天，楚国发起对黄国的大规模进攻。楚国军队首先吞并了黄州，随后沿途攻占了罗田县、黄陂、麻城、黄安等地，进一步深入河南境内的新县、商城县、光山县，最终直抵黄国的都城（今河南省潢川县）。次年（即公元前648年）夏天，历经约一千四百余年的古老黄国宣告灭亡。值得注意的是，与楚国接壤的湖北黄州等地，在此之前可能就已经遭受了楚国的逐渐渗透或吞并，但这种说法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据，目前仅仅是一个推测。

黄国被灭后，其领土并入楚国版图。一部分黄国人民选择继续留居原地，如后来的黄州、黄陂、黄安（今红安）等地，这些地名正是因古黄国而得名；另一部分则迁徙至楚国腹地或其他更远的地方，如江西、湖南、河南、江苏等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国的子民逐渐融入到楚国的社会中。他们开始接受并适应楚国的文化习俗，与楚国人共同祭祀先祖祝融，共享着楚国的风土人情。在历经世代的更迭与岁月的洗礼之后，那些黄国人的后代，逐渐淡忘了自己是古黄国人的身份。他们的文化认同，也悄然转变为楚国人。以至于在后来的祖源追溯中，他们往往只将自己视为楚国的后裔，而不再提及那遥远而神秘的古黄国血脉。尽管如此，古黄国的历史与文化仍然如同一条潜流，在他们的血脉中默默流淌，只是暂时被岁月的尘埃所掩盖，静静地等待着有朝一日被重新发掘和认识。

而最终，打开这扇通往古黄国历史与文化大门的是那些热爱家族事业的族谱编撰者。他们怀揣着对家族历史的深厚情感，不辞辛劳地搜集、整理着每一份关于黄国后裔的线索和资料。他们持之以恒的付出，不仅让那些被岁月遗忘的黄国血脉重新焕发光彩，更让古黄国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在世人面前重新展现，为后人所铭记。所以，族谱的编修在探寻黄姓祖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背后，其实还与中国家谱史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家谱史源远流长，在宋朝之前，历代都有官方修谱的传统。家谱的编修主要由贵族和官方负责，用于记录士族门第的血缘关系和彰显其社会地位。然而，时至宋朝，情况却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原先所记载的士族门第的谱牒大多在战火中毁损，珍贵资料损失惨重。这一历史事件使得家谱的存世数量锐减，许多家族的历史和血缘关系因此失去了文字记载。与此同时，宋朝的选拔官吏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不再过分看重家谱中的门第地位。这一变化使得家谱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淡化，家谱的编修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和地位。

在此背景下，宋代的统治者开始倡导民间编修家谱，以发挥家族凝聚力、团结成员的作用。他们认识到，家谱不仅是记录家族历史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文献，更是传承家族文化、弘扬家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宋朝成为了民间修谱开始兴起的重要时期，许多家族开始自发地编修家谱，以传承家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一时期的家谱编修，不仅注重记录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和生平事迹，还开始关注家族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追求。受此影响，黄氏族谱的编修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许多黄氏族谱中都收录了家族的诗文、家训、族规等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家谱的内涵，也为后人提供了了解黄氏家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各地的黄氏家族，除了依赖家族口传历史外，还幸运地保留了祖上传下的族谱。不过，也有的家族因种种原因，如历史变迁、战乱纷扰等，从未有机会修撰族谱。对于那些有幸保留或修撰族谱的家族，编谱者通常是学识渊博、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人士。他们致力于查找各类史书，搜集与黄姓相关的丰富资料，以全面、准确地记录和传承家族的历史与文化。在编纂家谱时，他们不仅收录了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黄姓名人，甚至连神话传说人物也一并悉数录入，并按照朝代顺序进行了精心编排。同时，他们还详细注明黄氏历代名人，并以肇基始祖作为第一世进行世系追溯。

然而，自古以来，一些家族为了使家谱世系更加完整，甚至追溯到黄帝，将黄姓名人乃至自己的一世祖都巧妙地串联起来。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统宗现象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全国黄姓的早期世系版本变得多样，各具特色。但在各地族谱所记载的历代名人被串联起来构成家谱世系时，其年龄相隔差距显著，这与常规的人类生育和世代更替情况不符。与此同时，家族攀附名人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他们往往将名人编入家谱中，以彰显家族的荣耀和地位。这种编写方式虽然追求了家谱的完整性和名人效应，但却忽视了真实反映家族世代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修撰家谱时，我们应当将每个家族的黄氏早期世系视为一种家族文化，并单独另立分开编撰。以迁徙地的第一人为肇基始祖，编为第一世，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家族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历史。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幸运的是，各地的部分族谱中至今还保留了历代名人与自己一世祖分开编撰的真实记录。这些珍贵的记录为我们了解黄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朝廷颁布诏令鼓励民间积极修撰族谱，为众多家族记录与传承自身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此时，黄氏家族中涌现出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积极响应朝廷号召，投身于族谱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这些学者不仅依据家族的口传历史，还广泛搜集并结合正史资料、各类史书以及家族世代传承的珍贵史料，深入发掘并揭示了黄姓源于古黄国的深厚历史渊源。他们更进一步地追溯伯益、陆终为黄姓的远祖，这一追溯在各地江夏黄氏族谱的谱序中均有相关记载，且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

实际上，家谱的私修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而到了唐朝甚至更早的时期，一些姓氏可能已经开始着手编纂自己的家谱。因此，追溯伯益、陆终为黄姓远祖的说法，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受阻，各家族在修谱时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闭门造车”，且修谱过程通常在祠堂这一庄严而隐秘的场所进行，甚至连外姓人都难以窥见。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各地族谱所追溯的黄氏远祖伯益、陆终的记载却都惊人地一致。这说明当时关于黄氏祖源的史料已经相当丰富和一致，追溯伯益、陆终为黄姓远祖的结论正是基于这样广泛而丰富的史料得出的。这充分体现了黄国人的后代对家谱文化的高度重视。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而详尽的家谱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黄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陆终”的身份展开了深入探讨，然而其结论却存在争议。有人根据楚简内容认为并无陆终其人，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陆终”实际上就是“祝融”，或是祝融的某种分化形象，甚至可能是祝融的误写。尽管关于“陆终”的身份众说纷纭，但我们都应当尊重黄氏家族对文化的传承和对历史的珍视态度。因此，无论家谱资料中的记载正确与否，它们都承载着黄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是他们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资料也是我们深入了解黄氏家族历史与文化的宝贵窗口。借助它们，我们能够探寻黄氏家族悠久的历史脉络，领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

综上而言，伯益后代始建黄国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陆终（即祝融）这一系统在黄姓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历史上很多楚国人改姓黄的后代，也成为了黄姓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潢川作为黄姓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历史渊源深远且复杂多样。从古黄国的建立到黄人的祭祀习俗，黄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黄姓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历史和传统，更是我们值得深入挖掘和传承的宝贵财富。这样做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历史根源，还能进一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

四、今日潢川：古黄国的文化复兴与发展

在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黄国故城正焕发出新的生机。这座古城，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每一块青砖黛瓦，每一条古街小巷，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作为世界黄姓的发源地，潢川承载着深厚的黄国历史文化。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黄氏历史遗迹，那些古老的祠堂、碑刻、墓葬，每一处都彰显着黄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潢川正以其独特的黄国文化为引领，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文化旅游项目，将这座古城的历史魅力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让黄国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古黄国历史文化陈列馆

古黄国历史文化陈列馆，亦称黄氏祖庙，坐落于黄国故城黄君台的北部，占地面积达73亩，其设计由福建省华美建筑设计院院长、福建省江夏黄姓源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致宏先生精心打造，并由福建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慷慨捐资兴建，总投资超过5000万元。该陈列馆以石材和木材为主要建材，巧妙融合了唐朝的建筑风格，并汲取了唐大明宫的建筑精髓，飞檐翘角，气势恢宏，无疑是仿古建筑中的佼佼者。

该项目于2009年10月30日盛大落成，祖庙由前后两层大殿构成，仿照大明宫的建筑风格，回廊环抱，雕梁画栋，联匾高悬，金碧辉煌。此外，还配以牌坊、纪念石柱等附属建筑，其中主体建筑面积达12.6亩（约合8400平方米），整体布局宏伟，长295米，宽165米。在建材使用上，共耗费石材1万平方米、木材1300余立方米、天然石柱14根、盘龙石柱14根、石狮2座、石方柱46根，以及满载的14车琉璃瓦片。

黄氏祖庙后殿庄严地供奉着陆终、黄歇、黄霸、黄香等黄氏列祖列宗，前殿则珍藏着出土的古黄国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充分展示了黄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祖庙古朴典雅、庄严雄伟，不仅是海内外黄氏后裔寻根拜祖、追思先贤的圣地，也是进行文化研究和宗亲联谊的重要场所。

（二）、春申君黄歇公陵园

春申君黄歇公陵园，坐落于黄国故城黄君台西部，占地面积达31亩，是一处以现存的春申君黄歇墓地为核心，经过扩大规模和完善功能而精心打造的露天式陵园。该陵园将纪念先人的情怀与景观欣赏的雅致巧妙结合，旨在满足海内外人士前来朝觐、缅怀先贤的需求。陵园的设计工作由福建华美建筑设计院的院长黄致宏先生亲自执笔，他倾注心血，力求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出对春申君黄歇的敬仰与怀念。在全球客家·香港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先生与浙江晋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祥苗先生的慷慨捐资下，陵园得以顺利兴建。经过精心筹备与施工，此工程于2011年3月25日正式落成揭牌，成为了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场所。陵园的落成，与古黄国历史文化陈列馆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了一个蕴含悠久历史、肩负祭祀考古使命、兼具休闲观光功能的大型景观格局。这里不仅是一处纪念先人的圣地，更是一个展示黄国历史文化、传承孝道精神的重要窗口。

（三）、文旅繁荣，共创未来

近年来，潢川县充分利用黄国故城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通过不断完善景区设施和提升服务质量，黄国故城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集文化寻根、旅游休闲、考古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感受黄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行寻根祭祖之旅。

潢川县在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黄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孝文化的弘扬。他们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交流等方式，不断推动黄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倡导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的传统美德，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黄姓后裔的文化认同感，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黄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孝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国故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潢川县计划通过完善景区规划、加强市场推广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2013年5月，一个以民间“二十四孝”典故为主题，投资达200万元的孝文化园项目在此竣工落成，为黄国故城文化旅游区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陆终广场、城门楼等景点的建设，也为黄国故城文化旅游区增添了更多的亮点。

潢川县将继续深化文化旅游开发，确保黄国文化和孝文化的永续发展。我们坚信，通过不懈努力，黄国故城，不仅将坚守其文化旅游的瑰宝之地，更将迈向文化与旅游和谐共生的新境界。让黄国文化成为引领潢川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不久的将来，潢川将以更加独特的姿态，充分展现黄国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成为中原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创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参考资料：

[1]、《佐传》，作者：左丘明。

[2]、《黄国史》，作者：牛长立。

[3]、《元和郡县图志》，作者：唐·李吉甫。

[4]、《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作者：黄德宽

    [5]、《古黄国文化的历史见证》作者：李学海、周嶙

[6]、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

[7]、《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作者：金荣权

[8]、《史记》，作者：司马迁，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

[9]、《我所经历的春秋战国余楼墓地考古》；作者：杨庭慧

[10]、潢川县志编委会:《潢川县志》，三联出版社，1992年。

[11]、《新安黄氏会通谱》，明弘治年间刻本，编纂：程敏政。

[12]、《黄国文化》（光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主编：李秀明。

[13]、《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14]、《黄国与楚文化的渊源》；作者：白辉（潢川县黄国故城文物管理所）

[15]、郭沫:《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

[16]、《文渊阁四库全书》，编纂：永瑢、纪昀等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7]、“对黄州之‘黄’的历史考证”，作者：黄仲华（黄冈市黄梅县黄桥村人）。

作者简介：黄诚琼，男，1963年冬月生，湖北仙桃市人，中共党员。收藏家，姓氏文化学者。现任仙桃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江夏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自幼痴迷古物，数十年间累积藏品数千件，涵盖古玩、字画、钱币、古陶瓷器等，并藏有逾百万卷古籍电子版图书，内含珍贵百家姓族谱。曾向湖北省革命博物馆、湖北经济学院钱币陈列馆、仙桃市博物馆及市档案馆捐赠珍贵文物数百件。深耕姓氏文化三十余载，著有《江夏黄氏宗谱》、《黄姓史书》等重要著作。                 

   202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