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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文化现象探析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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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8-08 19:20

                                          家谱文化现象探析

                           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

中国家谱沉浮

  南北朝时修谱之风盛行,唐宋时蔚为大观,明清修谱达到前所未有顶峰。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修谱风气急转直下,日渐式微。


  屋漏偏逢连夜雨,与众多传统文化一样,家谱也遭受了建国后特殊时期的洗劫。家谱,从此在人们脑海里,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过去记忆。


  然而,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到建国后特殊时期之前的1964年9月,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被国外列强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战争,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


  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直领先于中国。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哪些人在编写研究家谱?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



  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据家谱专家胡德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建国后的特殊时期,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建国后特殊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修公路、办学校,获得了政府支持。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这些人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家族的荣耀

  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直到1984年,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会担风险。


  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中国家谱文化或将面临断代?


  家谱,记载我们生命的起源,见证家族的来源与变迁,承载中国普罗大众的文化。国人想要面对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必将往家谱里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实现大国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时就强调:“必须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传统文化重新备受推崇。


  家谱,其历史记录作用不异于国史和方志。在新时代里却面临尴尬的两级处境。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溯祖寻根意识复兴等因素刺激一些地方官员、民家修谱家和老人修谱的热情高涨,极力投入家谱的寻访、重修、续修中。


  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家谱的认知严重缺失,意识不到家谱亟待拯救的处境。


  此外,家谱的建设在新时代里还面临更多的挑战:


1、传统家谱如何在新时代里发展?

  现代社会,无论哪个行业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我们通过QQ、微信等各种社交软件交流,在网络上获得资讯和分享结果。家谱文化该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2、女子能否入谱?

  旧时中国家庭重男轻女,一般女子不能入谱,特别是未嫁女,现在许多老人仍坚定捍卫此观念。然而现代社会,中国执行独生子女的政策,强调男女平等观念。女子该不该入谱?正视这个问题意味着正视家谱文化传承和旧观念的冲突。


3、家谱如何发挥精神家园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国人已不以家庭和村落为单位聚集生活。个体与群体割裂严重,焦虑迷茫的情绪蔓延。家谱,这本被誉为中国人最后的灵魂家园的书籍,如何发展才能让远离他乡的人得到慰藉,找到归属感?


4、如何通过家谱为载体传承家文化?

  答案是将家谱信息化,什么才是真正的家谱信息化?只有一条检验的标准那就是:结合现有互联网技术,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族谱信息,以年轻人喜欢阅读、使用的方式,潜移默化之中将家文化在族人中有效传承。


  除此以外,家谱也和其它文化一样,面临着一系列如何传承保护等问题。


  家谱文化发展任重而道远,提高年轻人对家谱的认知,发挥家谱应有的作用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切莫,让这一优秀文化陷入断代的困境。

“攀附”与“杜撰”现象探析

      《礼记·祭统》云:“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也。唯贤者能之。”可见,隐恶扬善的写法在历史上早已有之。


  反映在修谱上,即是“行贱名恶有玷家声者不书”的规则。家谱凡例中都规定了“不书”的标准,诸如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等,其结果是使得家谱中只见正人君子而没有奸邪小人。


  许多家谱为了炫耀家族的声望以提升家族的地位,甚或不惜杜撰世系、攀附显贵而“自诬其祖”,以致在谱序上经常可以看到口诛笔伐的现象。


  如宋汪逵《玉山汪氏族谱序》:“或者妄引名族,自表于世者,诬祖之罪大矣!”元洪模《洪氏大宗谱序》:“尝叹近世故家大族,不知追崇本始,谱牒不修,至宗族贫贱者弃之而不顾,附会门第,以他人为己祖,夸耀于世。


  明周尚文《周氏宗谱例》:“近世作谱者,好高门第,妄援古之闻望为族。殊不知作谱本以尊祖敬宗,却援他人之祖宗为祖宗… …。”


  清孙锵鸣《鲤岙重修陈氏宗谱序》:“然以余所见今日之谱,无法殆甚。不考源流,弃是其祖,一也;滥引华膴,冒非其祖,二也;多张官阀,不应古制,三也;虚列传赞,半归赝作,四也。”


  家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得姓、迁徙、分布、派别、世系、人物、事迹、艺文等家族发展史的综合记录。家谱中攀附与杜撰现象通常围绕世系人物展开,如恩荣录、世系图等,而伪托名人序跋亦为常见。


1. 伪托名人序跋


  谱序主要记述修谱的意义、缘起、目的、家族的历史渊源及迁徙经历、修谱人员构成、历次修谱概况等内容。


  在谱序中,常可见到名流硕彦撰写的序文,如欧阳修苏洵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序文在各姓家谱之中最为常见。在为数众多的名人谱序中,有相当数量其实并非出于名人之手,而是编谱者的假托与伪造。


  如民国《义门陈氏大同宗谱》收录了一篇朱熹的序文,署“龙图阁大学士朱熹晦庵氏拜书”,然而朱熹并未当过龙图阁大学士。几乎同样的序文又分别出现在周肇丰《周氏合修宗谱》和泉州《刘氏宗谱》之中。


  与《义门陈氏大同宗谱》相比,《周氏合修宗谱》和《刘氏宗谱》的所谓序文在最后加了一句:“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所自而懵然者,有愧于周(刘)氏多矣。”


  此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序文中提及的姓氏的不同和落款时间的差异了。这些伪托的名人谱序,往往会在年代、官职、称谓等处显现出假托的痕迹。


2.杜撰“恩荣录”


  恩荣录又称告身、诰敕、赐谕等,内容主要是历代皇帝对家族成员的褒奖或封赠文字,如敕书、诏命、赐诗、御制匾联、谥文等,此外还包括地方官员的赠谕文字。


  编辑恩荣录的目的,是通过炫耀朝廷对家族及家族成员的表彰和奖励,显示家族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修谱过程中,各家族都尽力搜罗相关内容。对帝王、显贵文字的过度追逐,亦使得“恩荣录”出现了造假现象。


  如民国《潘山头洪氏宗谱》首例“宋驸马显宗公遗像”。所附“驸马洪显宗敕命一道”,题为“大宋咸淳乙丑年十月十五日诏下之宝”云:“洪显宗才貌无双,朕以娇娥宫主赐配,招为驸马之职。”并将其列入外纪始祖。


  按“咸淳乙丑”,即咸淳元年(1265),为宋度宗年号。景定五年(1264)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次年改元,赵禥年仅26岁。


  史载宋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仅留下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又何来“娇娥宫主赐配”?《潘山头洪氏宗谱》将“公主”改作“宫主”,称谓不明,于史无据;所指“才貌无双”的驸马“洪显宗”,更是子虚乌有。


3. 世系中攀附名人


  世系是家谱的主体,分为图、录两部分。图又称世表、世系表、世系图等,是以图表形式记录家庭成员的世系并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世系中的攀附、冒认历史名人为祖先的现象在家谱中最为常见。


  不少家族尊奉的“外纪始祖”,远者追溯三皇五帝,甚至奉盘古、雷震子等神话人物为始祖;列为“始迁祖”者,亦多为忠臣显贵,或是在社会上有良好声誉的名士,平民百姓则很少见载。


  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人如秦桧之流,家谱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如朱姓皆以朱熹为先,包氏皆拜包拯为祖;凡王氏者所称始祖,不曰派出琅琊,即曰支分太原,并溯源于周灵王太子晋。


  有的家谱甚至将前代的同姓名人一概网罗,都纳入本家族的世系之中。如贵州《清河张氏宗谱》中,张良、张飞、张九龄、张载等历代名人都纳入世系之中,如此之多的簪笏蝉联的体面先祖,牵强附会,常令后人难以置信。


三、晚清学者王棻的谱学理念及世系人物辨伪示例


   杭州图书馆馆藏稿本《柔桥王氏宗谱》,为清咸丰九年(1859)王棻纂修。王棻,字子庄。号柔桥,浙江黄岩人。其为清代晚期知名学者,著述颇丰。王棻治谱严谨,不但遵循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一史则,尤其是对本族世系人物的“辨伪”,更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修谱活动所鲜见。


1.“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则在家谱纂修中的应用


  第一,“无考者略之,疑者阙之”,“必据实直书,使后人有所考” 概言之,即对记载家族世系、先祖迁徙行迹的文献史料,务必鉴别真伪信疑。


  凡证之凿凿、据实可信者,方可确认为家族信史传之后世,此谓“信以传信”;若文献不足征信,传闻颇多疑问,则当阙如存疑。


  王棻在《柔桥王氏家谱》卷末中的“辨误、存疑”,正是为历来史家所称道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遗法在家谱中的应用。


  第二,“本族世系递传,不纪远祖,不附名门”。不少姓氏家族的始祖追溯到汉晋甚至夏商,以后子孙繁衍、支分派别形成蔚为壮观的姓氏家族,这也是造成远祖牵引,附会失据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王棻在纂修《柔桥王氏宗谱》时,“五世以上旁迁者,略不备载。五世以后,始据实详书”。实际上采用的是“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避免了家谱中常见的“徒矜阀阅,自紊其宗,自诬其祖”的弊病。


  第三,“不以地望为高,不以声华为贵,不以寒微为耻,不以攀附为荣”。王棻在《谱序》中批评了民间宗谱“失其本系,辄攀古人之显者而祖之,系无所承,即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人,以实之传、赞、志、铭、诔之属,必假当世之名人以荣之,用相夸耀于流俗”之风;


  对自己本族《萧奥王氏族谱》“远附三槐之胄,兼夸贰室之荣”的现象,指出其“叙述不明,未可依据”。王棻的《柔桥王氏宗谱》,即是在这种谱学理念下完成的。

     

2. 王棻对本族老谱世系人物辨伪示例


  王棻在确定本系始祖时,没有简单地沿袭旧谱陈说,而是对旧谱的世系人物进行了质疑与辨伪。他在《柔桥王氏宗谱》卷末“辨误、存疑”的“始迁考”中,对纂修于乾隆十三年、道光十五年的《萧奥王氏族谱》提出了“四疑五误”的严密考证。


     《萧奥王氏族谱》将“王右岳”列为第一世时曰:“右岳,字彦灵,号寄安。兵部侍郎晋国公祐之侄,宦游于台之南,卜居萧奥。生于晋天福丙申二月三十日午时。娶三坑盛提学公女。合葬圣水山。”


  王棻的考证是建立在史籍基础上的。按《宋史·王旦传》曰:“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阳令。祖彻,左拾遗。父祐,尚书兵部侍郎。”


  王棻综核史文上下七世一十五人,并无王右岳其人,此为疑点之一;


  王右岳既为晋国公王祐之侄,则必系唐左拾遗王彻之孙,但老谱不称其祖而称其叔,此为疑点之二;


  老谱中的花信风《谱序》又以王右岳为晋国公之从侄,此为疑点之三;


  既云宦游必有名爵,而老谱未录其官,此为疑点之四。


  继而王棻又进一步考核其年代,通过检阅《通鉴纲目》得知“天福丙申”系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史载“天福丙申,仅有十一、十二两月”,而老谱称王右岳“生于晋天福丙申二月”,其误一;


  老谱称王右岳“娶三坑盛提学公女”,王棻通过查考《黄岩县志》及《太平县志》,得知所谓“三坑盛提学公”,即“盛象翁,字景则,号圣泉,三坑人。延佑间荐为平阳学正”,而“延佑”则为元代元仁宗年号,以致“今以宋初之人而娶元人之女,亦可笑甚矣!”其误二。


  此后,他又对第八世王成子的驸马身份提出质疑。旧谱载:“成子,字廷玉,号金峰。宋宁宗时,恭圣仁烈韩皇后之公主敕为慧明恭顺驸马。”合葬圣水山。”


  王棻曰:“案《宋史》高、孝、光、宁四朝女皆早亡,惟理宗一女周汉国公主嫁杨太后侄孙镇。宁宗既无公主,成子安得为驸马哉!此尤可笑之甚者也。”


  限于篇幅,王棻“四疑五误”的考据不能一一列举。


四、结语


  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巨鹿姚氏族谱序》称:“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跨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家谱本以传信,反以传疑,这正是根源于中国宗法社会的封建糟粕。谱牒研究者把始祖、始迁祖视作一个独立的血缘集团的起始,从而便于考察宗族本身的起源、迁徙、分支以及繁衍发展的过程。


  而一些家谱中所载录的宗族世系人物资料,往往通过攀附显贵、杜撰世系来显示家族的出类拔萃,演绎其迁徙源流,充斥着装饰门第的色彩。


  究其原因,除了限于谱匠学识的,还有一部分错误则是沿袭老谱而来,而因上述所举攀附与杜撰现象,属修谱者有意为之者,则更使得家谱的史料真实性大为降低。


  王棻续修的《柔桥王氏宗谱》,对本族老谱所载的世系人物不盲从,而是从世系人物的虚实、关系、称谓、名爵、姻亲、年号等,利用存世文献进行一番爬罗剔抉、去伪存真的考证,这有助于后世谱学研究者避免武断,正确认识家谱世系人物中史料的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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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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