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尔尧半身肖像

卫尔尧，1945 年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1963 年毕业于无锡市第八中学。1964 年，他前往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大队方家生产队插队落户。此后，他历任生产队社员、小队会计、大队赤脚医生。1978 年，任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后转为民办教师；1979 年，转公办教师；1980 年，调至溧水县朝阳初级中学。1989 年，调回无锡市马山区，先后在马山区碧波小学、马山中学任教。后来，马山中学并入梅梁中学，他于 2005 年在梅梁中学退休。

    1976年10月，一场席卷全国的十年动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告终。相较于城市里的群情激昂，乡村生活依然波澜不惊，生产队长的出工哨声，依旧在每个清晨准时响起。日复一日，我身背药箱穿行于田埂村落，看似一切如常，心底却有一个声音日益清晰：巨大的变化正在这片土地深处酝酿。

由于有部分赤脚医生反映，他们在需要购药时常常拿不到钱，这一问题源于当时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规定，经费是按人头计算的，每人每年缴1元钱。然而，这些资金由各大队自行管理，而大队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导致了一些本不该出现的问题。

为此，公社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全公社范围内的合作医疗经费统一集中起来，实行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当时的公社书记是从我们大队提拔上去的，他曾是我担任小队会计时的顶头上司——我们的大队会计。正是他决定将我抽调到公社，专职负责合作医疗经费的管理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柘塘村医院。

因柘塘村医院距家约六公里，步行需一个半小时，往来不便，医院便为我安排了一处住所，与一位老中医合作同住。

我的具体工作是管钱，实则相当清闲——只需等赤脚医生前来领取支票即可。于是，大量空余时间便被我用来走访全乡各个大队，了解各地教育卫生工作的困难。不知不觉间，我成了赤脚医生与公社领导之间的联络员。

此时，我已不在大队领工分，转而每月从公社领取30元补贴。这笔收入颇为可观，一年360元，比我当初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挣的工分钱可观多了。

然而，心中却常感空落。太过清闲，反而觉得是在消磨时光。我总感觉，这样度日，远不如背着药箱行走于村落之间来得踏实。只是此事已由不得我做主。

既然空闲时间多了，我便静下心来读些书，时而翻出高中用过的数理化课本温习，做些习题。不知不觉间，竟也找回了几分当年读高中时的感觉。大约一年后，1978年夏天，我正在柘塘村医院，接到公社书记打来的电话。他说太平小学准备先招两名民办教师，希望我能回去。我没多想就应下了。

当时已经流行考试，民办教师也在全大队公开招考，公平竞争。凡是高中毕业、有文化的都可以报考，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和英语。书记告诉我，因为我的年龄偏大，离开学校的时间也比较长，可以照顾我不参加考试，直接指定录用。我说：“这不行。我如果连考试都通不过，以后怎么服众？”书记听了说：“那好，随你吧。”

于是，我回家报名参加了民办教师的竞聘。我当年学的是俄语，没法参加英语考试，但语文和数学两门的成绩，已经超过当年许多高中毕业生三门课的总成绩。就这样，我顺利回到了大队的学校，当上了一名老师。

最初，我享受的还不是民办教师的待遇。由于当时没有民办教师编制，我只能先从民办代课教师做起。不过对我来说，这都无所谓。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够站上讲台。

事实上，当时的校长对我寄予了不小的期望。他把学校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交给了我——担任初二的班主任，并兼任数学教师。

文革期间，我们大队的小学实行了一种叫做“戴帽子初中”的制度。当时溧水全县似乎都是如此——孩子们在大队小学读完，直接升进附设的初中班，再读两年算初中毕业。之后到公社中学读两年高中，就算完成中学学业了。

我当时担任初二数学教师，实际上所教的“初二”，就相当于整个初中阶段的“毕业班”。没过多久，我和学生们就成了朋友。他们很喜欢我，而我当然也更喜欢他们。彼此熟悉之后，一切都顺畅多了。我一边用心教，一边认真学，在他们的基础原本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家的学习成绩还是渐渐有了起色，一点一点往上升。一年之后，1979年，全国发生了一件影响无数知青命运的大事——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了。无锡市也派专人来到溧水，负责接洽相关事宜。

一天，一位与我交好的老知青突然来到我家，告诉我这个消息，并问我愿不愿意回无锡。我脱口而出：“这还用问吗？连做梦都想回去。”他却说，这次只能我一个人走。我愣住了，反问：“那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政策只允许知青本人回城，国家会负责安排工作，但对配偶和子女没有任何说法。

我意识到这事儿难办了，便告诉他：“那我可能去不了无锡。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在农村这么多年，我深知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身边没有男人，日子会有多难。”他提醒我，据他所知，这是无锡最后一次执行这样的政策，错过就不再有机会了。

我回答：“那也不用他们管了。全国那么多农民，不都在农村过日子吗？我现在还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生活总能继续。”

最终，我下定决心，放弃了这次回城的机会。

无锡市的政策让我们断了回城的念想，但溧水县政府却没有忘记我们。根据国家“就地安排”的政策，所有无法返回原籍的知青，都可以由溧水当地安排工作。于是，我和王复华立即转为公办教师，这对我们而言，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是溧水县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这里补充一下，王复华在我到大队小学工作一个学期之后也成为民办代课教师。

当我真正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一种奇妙的连接在心中苏醒。那些尘封的耕读小学记忆忽然变得鲜活——晨光中沾着露水的牛铃声响，教室里混合着青草气息的墨香，还有那些放牛娃们比晨星更明亮的眼睛。

是他们，用沾着泥土的小手把粉笔郑重地放在我手心；是他们，在识字课本上留下一个个认真的指印。那些渴求的眼神像山涧清泉，洗去我所有犹豫。原来在把“老师”这两个字轻轻应承下来时，我已经被赋予了最珍贵的信任。

此刻面对教室里崭新的面孔，我不再忐忑。因为我知道，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等待被看见的放牛娃——纯真，渴望，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会走近他们，像当年走过田埂去每一个放牛娃上课那样自然。

在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只有心与心之间平坦的土地。我们将成为共同探索知识的朋友，在文字的田野上耕耘，在数字的山坡放牧思想。我会尽我的责任，把应该学会的东西变成种子，撒进他们生命的春天。

当信任在师生之间静静流淌，每一个“学会”都会长成独特的风景。而我，不过是那个幸运的引路人，在孩子们求知的眼睛里，一次次确认自己最初的使命。

我又想起了当年给放牛娃们讲故事的事情。那些关于花鸟鱼虫的简单故事，他们却听得眼睛发亮，小小的身子前倾着，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吞进肚子里。

那份专注，穿越了岁月，此刻正映在我的新学生们的脸上。于是，我找到一个机会，将那段田埂上的记忆，在明亮的教室里续写。这次，我带来的是一个遥远而曲折的故事——《尼罗河上的惨案》。

这个故事很长，像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河流。而我能支配的时间，又是那样零碎，只能像摆渡的舟子，每次载他们渡过短短一程。每一次，当我说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孩子们总会立刻围上来，急切地拽着我的衣角：

“老师，后来呢？那个侦探找到凶手了吗？”

“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在船上消失的？”

面对他们灼热的目光，我只能压下心中被信任和期待的暖流，微笑着卖个关子：

“别着急，谜底就在下一次。”

就这样，“下一次”成了我们之间最心照不宣的约定。一条尼罗河，在我们的教室里缓缓流淌；一桩悬案，将我们紧紧连结。在这一次次的追问与等待中，我清晰地看到，知识的传递，从来不止于课本。那种对故事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才是照亮童年最璀璨的星火。

而我，何其有幸，能再次成为那个点燃星火的人。

大队小学没有音乐教室，也没有任何乐器，连一个最简单的破旧脚踏风琴都是奢望。可课程表上，“音乐课” 三个字静静躺着，像一句等待兑现的承诺。

我是班主任，这空白的课堂，便是我的责任。没有琴键定调，我便用自己的嗓子作引；没有乐谱参照，记忆便是最忠实的曲库。

于是，我放开嗓子，教他们唱歌。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旋律真美啊，像清澈的湖水本身；歌词也美，一字一句都是未经污染的童年梦——“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孩子们是生涩的。他们的歌声参差不齐，常常跑调，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那情景，若以专业的耳朵去听，或许确实有些“不伦不类”。

然而，当你置身其中，看到的是一张张仰起的、投入的小脸，听到的是那种毫无保留的、用尽全身力气发出的合唱，你的心便会被一种巨大的纯粹所充满。那种不完美的和谐，那种在物质匮乏中精神却无比饱满的绽放，比任何完美的演奏都更令人心旷神怡。

那一刻，破旧的教室变成了最宽阔的湖面，我们的歌声，就是推开水波的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