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尔尧半身肖像

卫尔尧，1945 年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1963 年毕业于无锡市第八中学。1964 年，他前往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大队方家生产队插队落户。此后，他历任生产队社员、小队会计、大队赤脚医生。1978 年，任溧水县石湫公社太平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后转为民办教师；1979 年，转公办教师；1980 年，调至溧水县朝阳初级中学。1989 年，调回无锡市马山区，先后在马山区碧波小学、马山中学任教。后来，马山中学并入梅梁中学，他于 2005 年在梅梁中学退休。

第三章 当个农民虽不易，姑娘抛来橄榄枝

1965 年春天，生产队买进了一艘 5 吨的钢丝网水泥船。这种船是当年国家钢材、木材紧缺时的创造发明，船体以水泥为主，内部铺有一层网状钢丝，构造十分简单 —— 两头各有一个小船舱，勉强能容两人蜷着身子休息，根本躺不平。买这艘船的用途很明确：去南京拉肥料。有黄粪的时候拉黄粪，没黄粪就去秦淮河捞河泥 —— 那条河，正是明末风流才子与风尘佳女唱和的地方。这船没有动力，全靠人力操控，用苧蔴搓成的粗绳牵引，通常需要四人协作：两人在岸边背牵，两人在船上配合，一人掌舵，一人持竹篙在船头避让障碍物。生产队每次派往南京的都是四人一组，往返共三天，两天在路上，一天在南京作业。这三天里，四人吃的米由生产队提供，在当时算得上是份 “肥差”—— 既能挣工分，又能省下自家三天的口粮。

那时我已下乡大半年，体能比初来时好了不少，心里跃跃欲试，便向队长提出想去南京拉河泥。队长沉默片刻，盯着我问：“你会水吗？”我答：“是游泳吗？会的。”他点点头：“那行，下次就派你去。”就这样，我终于登上了这艘水泥船。启程后，我先做第一班背牵，要从村口小河一路背到江宁县禄口镇，接着是禄口镇到秣陵镇，再到江宁县政府所在地东山镇，最后从东山镇赶往南京。背牵是个苦差事，得光脚出力，遇到叉河还得下河游过去，手里还得托着衣裤 —— 湿衣服贴在身上实在难受。每次过叉河，我都脱光衣服，一只手托着衣物，一只手划水，背上还挂着沉重的牵绳，着实考验人。

在船上做饭格外不易。船身简陋，没有避风的地方，只能在船头或船尾露天生火。风一吹，柴火火焰摇摇晃晃，饭很难煮熟。中午到秣陵镇时，结果我吃了一顿夹生饭，下饭菜只有萝卜干。人在饥饿的情况下，是不挑食的，夹生饭就萝卜干依然吃的挺香。傍晚到东山时，天突然下起暴雨，豆大的雨点砸进饭碗，雨水混着夹生饭和萝卜干，我还是硬生生吃饱了。天擦黑时，我们终于抵达南京。水泥船进不了城，只能停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先睡一觉，明天还要干活。” 我在船舱里铺上稻草，软软的倒也舒服，累极了的人哪还计较床的好坏，倒头就睡着了。

真正的考验在第二天。船停在护城河，我们得用自带的木质长盆放到秦淮内河捞河泥，再用粪桶挑着翻过城墙倒进船里。满满两桶河泥，我估摸着得有 180 斤，实在挑不动，只能装一半。翻城墙要爬坡，才干了两个小时，我就累得死去活来。直到天快黑，我们才总算把水泥船装满。这一天下来，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胜任不了这份重活，心里满是愧疚，觉得拖累了另外三个人。好在他们没怪我，也没给我脸色看。当晚睡在船舱里，我整个人像散了骨头架子一样，一下子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干这么重的活，也是最后一次 —— 此后生产队的水泥船再也不用人力背牵了，因为大队新造了一艘木质机动船，能拖着全大队的水泥船组成船队，彻底免去了人力背牵这种活。

也是这年春天，“四清运动”（ 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运动的指导文件是《二十三条》，明确目标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谓“当权派”，说白了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 大队里是书记和主任，生产队里就是队长。

可我们方家生产队的队长，看起来并不像走了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他也没欺负过队里的人，大家都相处得不错。那怎么办呢？

这可难坏了工作队派来的老陈和小陈，他们拼命发动群众，一遍遍动员贫下中农，非要找出队长的问题不可。那段时间，生产队每晚开大会，读文件、唱革命歌曲，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

后来，队长终于在全体社员大会上低着头作了检讨，说自己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还曾在组织男劳力外出修水利时，对队里几名妇女有过不正当言行。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好笑。

有了工作队的支持，我筹办耕读小学的事进展得很顺利。得到新队长同意后，我专门去了一趟溧水，买回一块小黑板，又到新华书店给学生们准备了三年级课本。我的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心智比一般孩子成熟，可他们大多是放牛娃，性子野，不懂课堂纪律。说实话，刚开始当老师，我也有点不知所措。

后来发现，和他们交朋友，讲故事是最好的切入点。我给他们讲《三国演义》，哎呀，他们听得可入神了。我还讲了一些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国外故事，更让他们觉得新奇又着迷。不到半个月，这些放牛娃就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在农村生产队里，单身汉的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一个人，整天在地里埋头苦干，回来却连口热饭热菜都得自己张罗。一日三餐，顿顿要亲手弄到嘴边，这还不算，人总不能光扒白饭，总得有点下饭的菜。穷是穷，但腌菜总还可以备一些——只不过，准备腌菜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菜从哪儿来？得自己种。种出来还得自己腌。那时候，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备足大半年的腌菜，全是冬天里一点点准备好的。可我连个像样的菜园都没有，自留地也长不出什么菜来。一天劳累下来，哪还有多余的体力和心思再去种菜、腌菜？

所以，当我一个人在方家生产队过日子的时候，才真切地体会到那种说不出的艰难。每天自己生火做饭，能吃的菜，只有萝卜干。大队的小店里倒是有卖的，我买上一斤，就能对付三天。久而久之，看着家家户户端出自家腌的咸菜、酸菜，那种滋味，竟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一点奢望，一种想象中的美味。

课余时间，我和学生们闲聊时，偶尔会提起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难处。他们都挺体谅我的处境，可大多爱莫能助，毕竟都还是孩子。

直到有一天，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当时大概十四岁，却人小鬼大，说话做事总透着一股超乎年龄的懂事劲，像个沉稳的小大人。她悄悄找到机会，趁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压低声音问我：“老师……你愿不愿意来我们家搭伙？”

没等我反应，她又小声补充：“你要是愿意，我先跟我妈说说。”

我望着她那双亮晶晶、一闪一闪的大眼睛，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这主意，可真好啊。那一瞬间，我几乎能想象到热腾腾的饭菜、有人声的屋子——那正是我心底悄悄盼望的温暖。

我心里翻涌着，却没有立刻应下来。只是朝她笑了笑，轻轻点了点头。

那晚，我失眠了。

白天和小姑娘的对话，那些画面，不受控制地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它们像引子，勾起了另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大约一个月前，生产队夜里开会，借用的正是她家的屋子。我和她坐得近，会开到一半，我觉得口渴，四下张望想找水喝。她察觉到了，没说话，只是默默把自己喝了半碗的水递了过来。我当时也没多想，接过来就喝了。

此刻躺在床上，这个画面却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让我忽然联想到《红楼梦》里的情节。心性高洁的妙玉，刘姥姥用过的成窑茶杯，她嫌脏便不要了；可当宝玉走进她的耳房讨茶喝，她却能将自己日常用的那只绿玉斗递给他。年少读到这里，便隐约觉得，这一递一接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在流动。

思绪接着飘得更远，想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年轻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乡下诱奸了纯洁的少女卡秋莎·马斯洛娃，之后一走了之，将她遗忘。卡秋莎后来怀孕、被赶出家门，最终沦落风尘。多年后，担任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重逢作为被告的她，才惊觉自己当年的罪过，从此踏上艰难的忏悔与救赎之路。

还有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那个故事如出一辙。城里来的青年在乡村邂逅美丽的梅根，一时激情后又轻易抛弃了她。梅根最终投水自尽，生命凋零在寂静的池塘里。

这两个故事，都像是沉痛的寓言：城里的青年闯入纯朴的乡村，他们一时的冲动或轻狂，往往以毁灭一个农村姑娘的一生作为代价。

如今，这份“好意”以如此纯真的形式摆在我面前——一碗清水，一个邀约。轮到我时，我必须万分慎重。一时的轻率，或许会闯下无法挽回的祸，改变两个人的生命轨迹。这念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口，提醒自己要慎重。

我开始认真琢磨，到底该不该应下这份邀约。

要是去他们家“搭伙”，往后大概就不用一个人冷锅冷灶地过日子了。要是不去，我就还得继续过这单身汉的生活——这种日子，实在是难熬，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去了，往后就不用再冷锅冷灶独自过日子；不去，就得继续熬着这没着没落的单身汉生活。

可要是去了，那就不只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了。那意味着，我要走进他们的日子，甚至……成为他们家的一员。

要是没有这姑娘，事情反倒简单了。可偏偏有她，有这么一个真真切切的人在那儿，我就不能不慎重。我这一点头，接住的就不只是一碗饭、一杯茶，而是她捧过来的一片真心。这份情谊，分量太重。

其实刚下乡那会儿，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位无锡来的女知青曾热情邀请我们几个男知青去爬西横山 —— 那是溧水县的有名去处，西边连着安徽。

那天爬山归来，大家有说有笑，心里确实畅快。可静下来细想，却不由得琢磨：她们这般邀请，究竟是什么用意？这感觉隐隐约约的，倒有几分像古时候 “抛绣球” 的意思了。

但这绣球，我是万万不能接的。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家里早已没什么经济依靠，自己来到农村后，更是明明白白地看到，我根本成不了一个像样的农民。若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成家，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再说这些从城里下来的女知青，她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比我好上不少，有的甚至是资本家出身，家里阔绰得很。我哪里高攀得起？

更何况，这些姑娘和我一样，个个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是真凑成一家，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谁又来养活谁呢？

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也盼着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如果连让妻儿吃饱饭的本事都没有，这些念头，就连想都不该想。

所以从西横山回来之后，我便立刻断了这份心。从那以后，再没和任何一位无锡女知青有过单独的往来。

那个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去他们家搭伙吃饭的女孩是方老汉的大女儿。方老汉是我到方家生产队后交的第一个朋友。还记得刚下乡时，我被 30 斤石灰弄得灰头土脸，队长看我实在吃不消地里的重活，就安排我去晒谷场帮忙，而晒谷场的负责人就是方老汉。大家都这么叫他，其实他并不老，才五十出头。因为生产队大多姓方，他在同辈中年纪最小，威望却最高。

在农村，威望从哪儿来？头一条就是种田的本事。种田看似简单，里头却有不少门道，需要真本事。生活里的技能也一样重要，比如盖草房、给屋顶铺草——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活。要是一个人在农事上样样精通，生活上又几乎没什么能难倒他，那自然受人敬重。

另一点就是家庭兴旺 —— 妻子贤惠，儿女成群，尤其是儿子多，更是让人高看一眼。方老汉正是这样的人：妻子贤惠，儿女双全，四个儿子都已成年成家，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14 岁，小女儿 9 岁。

在农村，人们敬重的是德高望重的人。“德高”，是为人正直，不欺负人；“望重”，是别人有困难时你能帮一把。方老汉相貌平平，可在我眼里，他真配得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

我和他在晒谷场一起劳动了差不多一个月。虽然我是被派到生产队来的，但语言上慢慢没了隔阂，说话也越来越顺。不知不觉，我俩成了好朋友。

下乡之初，我的目标是挣钱养活自己。远一点呢，能挣钱养活妈妈。两年以来，现实已经狠狠地教训了我一把，养活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挣钱养活妈妈，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快两年以来，有些知青纷纷都被安排了工作，而我毫无希望，我像是被做了某种记号。招工啊，找民办教师啊。我甚至于在大队安排一个比较轻松的活，也从来没有我的份。我也死了心了，也没了其他的想法，先养活着自己吧。别的事也不多想了，想了也没用。而现在我要认真地思考。去不去方老汉家里搭伙，如果去，有点意味着我要思考一下，找一个终身伴侣。如果是一个农村姑娘，那么我就可能永远在农村待下去了。

两年来的农村生活让我观察到，方家生产队的农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队里的农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人口多的家庭，夫妻俩带着四五个甚至六个孩子。这类家庭通常是“超支户”——因为挣的工分少，从队里分得的粮食折合成钱，往往超过他们的工分收入，所以年终得补上差额才能把粮食领回家。另一种是人口少的“进钱户”，一般是夫妻带一两个孩子。两口子都能挣工分，工分总值超过所分粮食的价钱，年底就能从队里拿到现金分红。

进钱最多的要数单身劳力。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300多个工分，如果那年一个工分值一块钱，他就能分到200多块现金——毕竟一个人领的口粮、柴草加起来也不到100块钱。不过，这里面有些细节值得琢磨。

人口多的家庭虽然工分少，但分到的粮食却多；人口少的家庭工分多，粮食反而分得少。单身汉子工分最高，可因为干活重、饭量大，口粮常常不够吃。而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小孩吃的不多，口粮反倒宽裕些。总体来看，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互相补足，整个生产队里倒真没有谁挨饿。应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挺稳当。

曾经，“成家立业”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是社会得以延续的自然法则。我头脑里没有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

然而，当“长期留在农村”从一句口号变为我的人生现实时，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能再安于做一个生产队里的单身汉。我看着周围那些成了家的农民，他们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自由自在。那种朴素的烟火气，让我觉得踏实。回无锡的退路已然渺茫，于是，“去不去老方家”这件事，就成了我人生十字路口最严肃的命题。

我把心事透露给了那个小姑娘，托她探探家里的口风。好消息很快传来：她妈妈同意了。我怀着真诚的心登门，她母亲开门见山，我们也坦诚布公，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定了下来。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新节奏：白日在她家共进三餐，感受家庭的温暖；夜晚仍回到自己的小屋，守护一方独立天地，一段新的人生篇章就此开启。

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我一个人的劳动所得，加上基本口粮，总共能分到六七百斤稻谷，以及一些稻草。这些实物都记在了方老汉家的名下。但在生产队的账目上，我仍算一个单独的户口。因此，除了口粮，我的工分还能折合成现金，一年大约有50块钱。这笔钱我得精打细算，它是我回家探望母亲的路费。

那些稻谷基本够我一个人吃，况且我还有一块自留地，每年种些山芋，也能补充口粮。这样算来，我在粮食方面不至于过分沾他们家的光。然而，他们家人为我做饭所付出的劳动，却是无法用钱来计量的。这份情谊，我只能深深记在心里。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他们家的“搭伙”生活。这种充满家庭温暖的日子，与我从前独身一人的生活真是天差地别，让我感到幸福感满满。

1965 年冬天，溧水农村开始了 “账改”（账目改革），要求所有生产队改用新的记账方法，各地会计都需要重新学习。我们大队选派了一批新人担任会计，我接任了方家生产队的会计工作，同队的无锡知青王复华被派到潘村生产队当会计，大圩东还有两名无锡知青也分别担任了各自小队的会计。

在这次人员变动之前，我们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那个知青，已经被招工到县里的会议招待所，学习厨师去了。而那个比我们大两岁的知青，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因此，方家生产队的知青点，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耕读小学”，大概是全世界最简陋的学校了—— 只有一张旧木桌、四条长板凳、一块巴掌大的小黑板，校舍是借村民闲置的老屋，空空荡荡。可就在这里，我和学生们格外珍惜每天三个钟头的上课时间。

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我总想多给他们讲讲外面的世界；而他们，那些闪闪发亮的眼睛像清晨沾了露水的黑葡萄，一眼能望到底，我清楚地看到了里面的淳朴，以及对知识笨拙又热切的向往。

这半天课，其实什么也没改变。我既不多记工分，也没有半分补贴。可这小小的“耕读小学”，却像心底揣了个小小的太阳，给我带来了说不出的暖和与快乐。

日子如村口的小河静静流淌，平和而温润。

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慢慢增强体力，这个过程很慢，远不如高中时练引体向上进步快，但身体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有力量，让我倍感欣慰。

时光也在我女朋友身上留下痕迹，她渐渐褪去青涩，出落得愈发丰满，成了成熟的大姑娘。我们的感情，就像地里的庄稼，在无声无息中自然生长、与日俱增，我无可救药地沉醉在她的世界里。

我们之间没有浪漫仪式，没有起伏波澜，在外人看来平淡无奇，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早已深入骨髓 ——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个选择再也不会改变。

那年头跟着生产队劳力去石湫供销社挑化肥，每人得担 100 斤（50 斤一包，正好两包），一根扁担压在肩上，颤悠悠走 8 里路回生产队。这活儿没点体力真撑不下来，我咬着牙完成了，浑身汗如雨下，胸口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中途还得歇一两回。饶是如此，这在队里也算得上数得着的能耐了。

说来也怪，这么练着练着，身子骨反倒一天比一天结实。后来县里拨给我们生产队一吨煤，还是按人头分配，每人100斤。20人的队伍，得从县里一路挑回方家生产队，整整25里地，中间还夹着几段上坡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思前想后，把心一横也报了名。说实在的，心里直打鼓——万一走到半道撑不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谁能搭把手？可最后还是咬着牙把这担煤稳稳当当地挑回来了。摸着发红的肩膀头，我自个儿都在心里给自个儿竖大拇指。

生产队会计是个奇特的角色。他上联国家，下联村民。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队的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分两大部分。第一块是农民们的口粮，大人小孩都靠这些口粮活着；第二部分是卖给国家的，给国家的部分里面其中有一小块叫农业税，在农民的口语里呀，叫“皇粮国税”。比较大的那一块呢叫“商品粮”。商品粮的价格是由国家决定的，所有的农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产品卖给国家的时候卖多少钱一斤，这个由国家说了算。

当时我当会计的时候，水稻是八分一厘一斤（这是籼稻，比较便宜），小麦一毛二一斤。这个价格都是由国家决定，由每个乡里面（当时叫粮管所）负责收购。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生产队每年生产出来的所有的粮食，多少用来做口粮，多少成为商品粮呢？这就由公社和大队的这些干部们和生产队来商量决定。这个商量的过程，生产队的普通的农民是不参加的。他们的意见都是通过我这个会计作为代表参与商量。其实我的话语权也很小，因为我这个会计太微不足道了，真正决定事情的是每个大队的书记。大队书记掌管着全大队1000多人口的全部生计，这1000多人口每年有多少口粮就掌控在他手里。

由于我的文化水平远高于大队和公社的那些干部，所以我对于政策的了解比他们都透彻。在和他们博弈的过程中，虽然我的地位低，可是当他们的决定有违政策的时候，我是可以据理力争的。因为我不光是代表我们生产队的150多个人口（其中包含我自己），实际上我的意思也代表了整个国家，因为国家和党的政策是要维护农民的利益的。几年以来，由于我的表现比较突出，整个方家生产队都很认可我这个会计。我在生产队的人缘慢慢好起来。

1966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来了。城市里闹得一塌糊涂。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在弟弟给我的信中也得到了一些反映。可是我们溧水县纯粹属于农村，中央好像有意思农村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生产队的劳动一如既往，每天队长都吹哨子，催着所有人下田里劳动，跟平时没有区别。几乎所有的人都像往日一样嘻嘻哈哈，用自己一半的努力，在大田里磨洋工。一般的农民都不知道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非常的热烈。

突然有一天，我们大队来了两个东北人，自称是来自东北煤田总局，要调查我。这是因为我有个大哥，他是东北煤田总局情报研究所的总工程师。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一点都不明白。直到两个人掏出了两张纸，我一看，那都是我写的，这是我夹在我写给我大哥的信里面的，是两篇寓言，文字不多，意思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篇《猫和老鼠》，另外一篇叫《麦子》。我看着这两个人一片茫然，无言以对。他们问我：“你写这两篇东西有什么意思吗？”我说：“那有啥意思啊？不就写在纸上吗？随手涂鸦而已。”他们也不多说，随即要我提供我的所有的和大哥的往来信件。这个很方便，我马上全部搬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大哥来信里面除了关心我，别的什么都没有。

最后，这两个人翻看了一下我的藏书。我从无锡带了两麻袋书，这里面有不少是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译本，里面有半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本《复活》，其他的都是我高中的课本以及我的笔记本。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一大摞俄文写的信。这些俄文的信是我高中的时候与两位苏联的学生之间的通信。这些通讯当时是俄语老师为了增强我们学习俄语的方式，鼓励我们与苏联的小朋友通信。由于当时苏联的经济比我们国家要发达很多，苏联寄过来的信里面夹着一些照片、明信片，非常精致，所以我一直没舍得扔掉。这两个人大概看不懂俄文，问我里面写了什么，那我就很老实地如实地翻译给他们听。听一半他们就不耐烦了，因为里面说的都是学校里的学生的一些小事情，他们不感兴趣。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对话就结束了。据说他们离开的时候对大队干部说了一句：“这个小青年不简单。”就走了。

我原以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几年不见的我们之前小组里的那个最年长的知青突然出现了，而且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说他代表自己组织的红卫兵组，得到大队干部的同意来找我谈话。太突然了，我弄不清他是什么意思。慢慢的，他总算表达清楚了他的意图。他说：“东北来人找过你啦？”我说：“是啊。”他说：“这个事儿没完，我要深入调查。”我说：“你调查什么呀？”他说：“我要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反党的。”我说：“我怎么可能反党呀？我为什么要反党呀？” “我知道你不老实。”他还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说：“这个反党或不反党不是谁说了就是的。”他说：“你连这个都不明白？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说了算，是造反派说了算。” “那我说你是谁呀？” “我当然是造反派啦！”最后他把我一大包苏联来信还有一些外国文学书都拉走了，气势汹汹地丢了一句话：“你等着，这事还没完。”我无言以对，也无可奈何。

我真的没想到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凶，我弟弟来信说西门桥上都杀人了。那我们生产队还是每天出工，到外面去乱跑的人是没有工分的，所以生产队也没有什么人出去。这一点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农村要乱了，庄稼没人种，饭都没得吃。全国人民不吃饭，怎么可能呐？所以说农村不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我们大队没有哪个生产队停过一天工。我那个耕读小学停办也是一个个案，与别的人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点波浪也没有。整个大队生产队平静如水。

可是这个耕读小学对我来说确实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从我办的这个学校前后一年的时间里，我感觉到了，我可以把做教师当做一辈子的职业来做。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事实上，没有风波，我这个耕读小学也不会办多长时间，因为我的学生们都大了，再过个一两年他们就不会看牛了，他们就要到大田里去劳动，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招不到学生了。所以我知道我这个小学的最后的命运一定是关门大吉。

当年的生产队会计是没有工资的。白天，我和队里其他人一样下田劳动，挣工分。所有的会计工作，都要靠下雨天或是晚上抽空来完成。

每年年终分红时，每个小队的会计能额外拿到约等于一个整劳力全年工分15%的补贴，作为会计劳动的报酬。我当了这么多年会计，算下来每年得到的补贴大约合45到55个工分。这笔工分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平时下田，一天只能挣7个工分，离整劳力的10个工分还差30%。有了这15%的补贴，我和整劳力的差距就缩小到了15%。

更重要的是，通过当会计，我和村民们的距离拉近了。我努力把账算得公平，尽量照顾到每家每户的利益，这一点做得并不容易，但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心里明白。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生产队。

会计这个岗位还让我看清了全队的生产与生活全貌。我们生产队一共有305亩地（这还不算山上的荒地），总人口153人，其中男劳力约32名，女劳力约25名。遇上丰年，粮食总产量能达到13万斤（包括水稻和小麦）；但要是碰到水灾——我们这儿最怕的就是发大水——歉收时产量就只有9万斤左右。9万斤粮食刚够全村人糊口，能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商品粮就很少了。

总的来说，那时候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县里办起了一座化肥厂，能规模生产碳酸氢铵，我们队也开始用上化肥了。粮食产量这才明显提高，交给国家的商品粮也多了起来，既为国家作了贡献，村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