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10万村落大多建于明朝

　　截至1990年，山东全省共有自然村落107387个。山东省地名办公室组织人力对山东省地名进行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了《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李金山、董珂、姚子照主编，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收录自然村落6000余。其中根据家谱、族谱、墓碑、方志以及口承史料，4830个自然村落建村的历史可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4830个村落中，建于明朝者达3448个，占总数的71.39％。

　　在建于明朝的村落中，绝大部分始建于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

建于洪武年间、永乐年间和明初者，达2243个，占明朝总数的65.05％。以上只是根据《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所做的数字统计。目前尚无全面反映山东全省107387个村落历史的调查研究成果，我们近期无法对全省的村落历史进行数据分析。但是，山东部分县市的村落历史调查已经完成，我们可以对部分县市进行个案分析。所得数据也支持延续至今的山东村落大多建于明朝、建于明朝的村落又大都始建于明初这一结论。例如，曹县共有自然村2776个，其中明朝建村1606个，占总数的57.9％；郓城县共有自然村1388个，其中明朝建村966个；滕州市共有自然村1223个，明朝建村687个；嘉祥县共有自然村782个，其中明朝建村530个。

　　明朝山东村落的重构是人口的大迁徙造成的。元末战乱与“靖难之役”，山东都是主战场。长期的兵燹，使山东人口锐减，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于是，在明初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场人口大迁移。山东人口的大迁徙，一是省内人口的迁徙，二是外省人口的迁入。

　　二、“洪洞大槐树”移民的真相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洪洞大槐树移民只是一个民间话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清朝末年，有个叫景大启的为官曹州，当地土民听说他是洪洞人，像远嫁的女儿见了娘家人一般，格外亲热，有些人还翻出族谱给他看，说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启很受感动，就和另一个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刘子林相商，募资修复古大槐树遗址。此议得到了若干洪洞人的支持。于是，在大槐树旁建起了碑亭，还有牌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4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

　　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

　　迁入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数量极大。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一书中，我们检索出分布在92个县市的763个洪洞大槐移民村落。分布在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的实际数量，肯定要大于此数。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比较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今聊城市，二是今菏泽市。关于今聊城市的洪洞移民，明朝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

　　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这一建议，很快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明廷立即着手对山西平民实施了一次向外移民行动。“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临清，辖丘县、馆陶两县，隶属东昌府。实际上，明政府划定的山东移民区不只是临清一州，而是整个东昌府。洪武二十二年（389年）八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称：“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次移民影响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于是，“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整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里的“山东”应指东昌府。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文献中记载的往东昌移民，从洪武二十一年起，至洪武二十五年止。

　　明朝东昌府辖3州15县。3州是：临清州（州治今山东临清），辖丘县（今河北丘县东南）、馆陶县（今山东馆陶东北）；高唐州（州治今山东高唐），辖恩县（今山东平原西南）、夏津县（今山东夏津）、武城县（今山东武城）；濮州（州治今河南濮阳东北），辖范县（今河南范县西南）、观城县（今河南清丰东北）、朝城县（今河南南乐东）；聊城县（今山东东昌）、堂邑县（今山东东昌西北）、博平县（今山东茌平西）、茌平县（今山东茌平）、莘县（今山东莘县）、清平县（今山东高唐西南）、冠县（今山东冠县）。今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夏津、武城、东昌、茌平、莘县、冠县一带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比较密集，印证了文献记载。

　　另一个洪洞移民村落密集地区是今菏泽市。菏泽，明朝属兖州府。明朝官方文献中也提到兖州为洪洞移民区。洪武二十八年，“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七）。可见兖州也是一个洪洞移民区。兖州辖四州二十三县。但今洪洞移民村落分布较密集的主要是今菏泽市，即兖州西部地区。文献中载明的洪洞移民山东的地点只有东昌府和兖州府。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

　　大多数方志、家谱、墓碑以及口头传承只是笼统地说来自洪洞县，也有一些具体到某个村落，如核桃园村、打水巷子、卧疃村、老吴村、双龙街、东门里、双狮子胡同等等。在山东洪洞移民村落中，也有不少是洪洞以外其他府县的。

　　安土重迁，是国人的一大传统，那些山西人中，肯离开故乡去开辟新家园的寥寥无几。民间传说，洪洞移民是被官府押送上路的。在洪洞移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传说：

　　且说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村内有多人在朝里做事，不少人还是大官。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的人脚小拇指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家乡水甜，故土难舍，谁愿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呢？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颁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

　　于是，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据“大槐树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何以如此？前面道及的那个关于“凤凰窝”的故事说是“凤凰窝”的人特有的。还有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云云。

　　民间还传说移民到达各地后，由于当地荒无人烟，他们可以随便占地。有的“跑马圈地”，骑马跑一圈，马蹄所至之处，都属于他的土地；有的“以犁占地”，看好哪一片地，就犁上一圈，等等。这些民间传说，有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的则属无稽之谈。

　　移民的确是有组织地迁往各地的；到达各地后，有组织地进行屯田。洪武二十一年第一次移民，规定“令自便置屯耕种”，但这只是在立村屯田的地点方面的自主选择，对于土地的占有，洪武二十二年规定：“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

　　《明史·食货志》：“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移民所建村落，大都以“××屯”命名，其中尤以“姓”+“屯”为多。在山东西部地区，迄今存在若干以“官屯”命名的村落。

　　从“官屯”名称来看，这些村落是由官府组织的移民屯田。茌平县王老乡小杨官屯，高唐县尹集镇张官屯，杨屯乡高官屯、董官屯，固河镇崔官屯，南镇乡牛官屯、徐官屯，娄店乡尚官屯，张庄乡迈官屯，皆为某官员奉旨督迁洪洞移民至此屯田所建村落。该官员可能也是山西人，也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官员被指派至此负责洪洞移民屯田事宜。如郓城王官屯，王姓官员原籍浙江常熟县白莲花桥大王庄；如东昌蒋官屯，乃浙江人蒋明远在此组织屯田所建。

　　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山西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最早为晋大兴四年，最晚为道光年间。就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来说，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明确纪年的主要是洪武二年，其次是永乐二年。在河南等地，也以洪武二年为多。如民国二十四年《汲县志》卷四下《事纪》云：“土人传闻则以为洪武二年。”考明政府组织的洪洞移民最早是洪武二十一年，此前没有有组织的洪洞移民活动。而在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洪洞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以洪武二年为多，这又不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流民迁徙。我们认为，洪武二年应是洪武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之误。在民间文化传承中，具体的时间概念往往发生误差。

三、枣强——洪洞移民的中转站

　　山东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北枣强，分布较密集的地区是历城区、章丘市、商河县、高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莱城区等地，即明朝济南府北部地区，以及青州府北部地区。

　　人们认为枣强移民的原迁出地，也是洪洞。在枣强移民中，也的确有这种历史记载。如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耿氏先祖耿事修于洪武二年（1369年）自洪洞迁枣强，同年再迁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枣强移民村落有的具体到枣强某地，如邹平县明家集镇兰芝里赵氏来自枣强县康马庄，沂源县南麻镇河北村任氏来自枣强县斑鸠峪任家庄，安丘市石堆镇大莲池村曹氏来自枣强县黑石埠子。还有若干村落笼统地说是从武邑、枣强迁来。

　　河北枣强一带也是元末明初战乱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不可能大量外迁，所以枣强应是洪洞移民的一个中转站。枣强东南即为山东德州，德州是南北交通要冲，有“九达通衢”、“京津门户”之称。洪洞移民进入济南府、青州府北部地区，走枣强—德州一线比较方便。

四、“小云南”移民问题考实一些山东人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云南。

在他们当中世代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山东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两目山是个见证。两目山在今平度北部，海拔二三百米。这山原叫“两没山”，在那场洪水中，该山一天被淹没了两次，故名。滔滔洪水过后，满目荒凉，官府从云南强徙大批百姓来开荒。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走啊，走啊，整整走了3年，才来到山东。他们及其后裔走路喜欢背抄手，便是双手被反绑了3年，日久成习惯。

　　自称是云南人后裔的，大都分布在胶莱河以东。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中，我们检索出101个村落，55姓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青岛为最；在青岛一带，则以即墨为最。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问他们体貌上有什么特征，也云：“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问他们何时迁来，亦称明初。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同样说是“大槐树村”。于是，有人说此“云南”非那个因在云岭（一称大雪山）以南而得名的云南，而是“小云南”：云中或云州以南。他们说，云中、云州之南，当地人必定也称“云南”。云中，秦朝始置，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州，北魏始设，州治今山西祁县西；唐代云州，州治今山西大同，后来改称“云中”；元代的云州，州治今河北赤城北。秦代的“云中之南”，地不在山西；元朝的“云州之南”，跑到了河北。北魏、唐朝的“云州之南”、“云中之南”，从地理上说虽在山西，但并非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主要的迁出地是泽州、潞州，为什么不称“泽南”、“潞南”？“小云南说”是难以成立的。

　　或云“云南”乃“豫南”、“汝南”之讹，这一批人来自河南南部。或云“小云南”即今云南省祥云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祥云县设云南县。1914年，因云南县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云南县为祥云县，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此外，某些地方有“小云南”之称，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跑马岭，这些地方被称为“小云南”，是因为当地的自然风光有如云南。但是，云南移民并非来自这些“小云南”。

　　在地名普查中，我们发现部分云南移民有具体的迁出地。如青岛即墨金口镇南阡村万姓、古阡村金姓，段村镇段村刘姓，白庙乡院上村孙姓，店集镇垒里村邢姓，旺疃村迟姓，皆来自乌沙卫；青岛即墨营上镇辛戈庄村张姓，潍坊坊子坊城街道办事处前宁家沟村刘姓、埠头镇张家柳沟村张姓，皆来自乌撒卫；青岛即墨河北镇杨头村高姓来自无沙卫；东营牛庄镇解家来自乌河卫。《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14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洪武十六年，乌撒卫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乌沙卫”、“乌河卫”乃乌撒卫之误。平度市万家镇大万家万姓来自镇康县南关万家沟。镇康县位于云南西南部，明朝为镇康州。烟台牟平王格庄镇王格庄王姓来自大理府鸡头村枣林底，明朝大理府府治太和县（今大理）。另外，还有毕阳县、顶针县、凤仪县，于史无考。

　　卫为明朝军队最高建制单位，《明史·兵志二》上说：“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来自乌撒卫的移民应为军队官兵及其家属。如前所述，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尤以青岛即墨为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雄崖守御千户所、浮山前守御前户所。此外，明朝在胶东半岛设立的卫还有：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设立的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的守御千户所还有：夏河寨前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后所、百尺崖所、金山左所、奇山所。这些卫所皆在今青岛、烟台、威海一带。明朝各卫所之间军队经常调整、换防。云南移民来自乌撒卫者，即为卫所之间官兵的调防。即墨辛戈庄村《张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张徽自乌撒卫调任鳌山卫，其弟张清自乌撒卫调任浮山前所，遂定居于辛戈庄村；即墨营下镇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载其祖先也为云南移民，也是以军职调任鳌山卫的。

　　在自称云南人后裔者中，一部分说他们是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迁来的。如青岛城阳河套镇孙哥庄孙量孝来自跤趾国嘎嘎县。在青岛浮山山坡上，有一处叫做“荒草庵”的废墟，那残破的老屋和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明朝初年，官府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捆绑一批人来山东。且说这队人中，有王斗、徐静和兰小三3户人家。这3人从小一块长大，一路他们互相照应，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草铺上睡觉。他们旱路走完走水路，忍饥挨饿受煎熬，一直走了一年8个月，才从云南来到浮山前。下了船后，押送的官兵放了心，发了3个月的口粮，还有一些种子和农具，让他们自己找个地方安家落户。王斗、徐静、兰小三带着家人踏上海滩，一直朝着云遮雾罩的浮山走去。当他们来到牛山坡时，西边的日头（即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也走不动了，就在这荒草坡上砍倒几棵小树，搭了3个荒草棚子，住了下来。过了些日子，他们觉得这儿依山傍海，山青水秀，气候不冷不热，土地也肥沃，就砍了些树枝，搭了一座草棚，取名“荒草庵”，住了下来。从此以后，他们就在这浮山坡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儿孙们长大之后，到山下安家落户，而王斗、徐静、兰小三眷恋着山坡上的“荒草庵”，不肯下山，直到他们相继去世。“荒草庵”没人住，日久失修。儿孙们凑了些钱，在原址上盖了座大瓦房，奉为祖祠，香火不断。渐渐地，云南交趾国来的人都把这座神堂当成了他们的“同乡庙”。

　　交趾，也作“交趾”，古时泛指五岭以南，从汉代起，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也被纳入。越南独立建国后，交趾成为“越南”、“安南”的别称。明初，越南权臣黎季犛夺取了陈氏王朝的江山，应陈朝遗臣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铺、沐英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此举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对。20年后，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承认越南独立。在这风云变幻的20余年间，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越南籍小吏给朱瞻基的奏折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销后，一批越南籍的官员被安置在河南、山东。

　　翻检那些魂系云南老的家谱、族谱，发现他们的世系传承了20—22代，若按一代间距25年计，他们涉足山东的时间与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时间大致吻合。

五、以掖县为中心的四川移民

　　在明朝山东移民中，人们关注的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和云南移民，还有一种移民被忽视，这就是四川移民。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中，我们检索出49姓、66个四川移民村落。

　　有些四川移民村落具体到四川某地，如莱州三元镇古台口张姓、土山镇东登村董姓、平度田庄镇西张戈庄张姓来自成都，莱州路旺镇匡郑徐家孙姓来自成都府铁锥臼徐家，招远蚕庄镇前孙家孙姓来自华阳县铁臼孙家，招远张星镇杜家杜氏来自华阳县，海阳发城镇发城牟氏来自雅安县，海阳泉水头乡泉水头初鹏飞来自陴县，荣城港西镇北港西张氏来自舒永厂永宁县八甲村。

　　在66个四川移民村落中，莱州独占49个。可以说，莱州是四川移民的核心地区。莱州，明为掖县，也是明朝莱州府所在地，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前所、夏河寨前所，皆在莱州府境内；莱州府附近还有莱州卫、王徐寨前所。以莱州为中心的四川移民可能主要是卫所官兵及其家属。

六、大迁徙的意义

　　明代人口的大迁徙所造成的山东村落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东昌府的洪洞移民数量，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说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移民58124户。其中东昌占多大比例，没有明文。若按三府平均计算，东昌府为19375户。而从今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不比东昌府少。且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东昌、兖州两地洪洞移民约38750户，按每户5人计算，计193750人。菏泽的枣强移民数量，今已难考，从今枣强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比东昌、兖州都少。云南移民和四川移民数量，史无明文，但规模肯定比洪洞移民小。此外，明代还有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山东，如河南、安徽、江苏，特别是江苏海州移民山东日照、胶南的较多。若把枣强移民、云南移民、四川移民以及其他省的移民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明朝山东外省移民总计约58125户，290625人。

　　第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山东的移民主要是垦荒屯田，这对于促进山东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明太祖实录》有明确的记载。如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礼报告：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移民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二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五，绵（同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

　　第三，促进了民俗的重组。人是民俗事象的“综合载体”，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民俗圈，往往被当地的民俗所同化，这便是所谓的“入乡随俗”。但是，当大批的成群结队的男女不断拥入，当地民俗就很难把他们一口吃掉。进入山东的外省移民一般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某一地区，如洪洞移民主要分布在东昌府、兖州府西部，枣强移民主要分布在济南府、青州府北部，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登州府南部，四川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掖县。在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区，当地原住民的民俗不可能完全同化他们，移民民俗与当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莱州民俗就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原因就在于莱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云南移民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即墨一带的民俗带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于今山东聊城、菏泽的“梆子戏”，也叫“泽州调”，是洪洞移民带入山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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