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达至鼎盛是在明朝之后。
宗族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平衡，在江西、广东、湖北、湖南、福建和浙江一带比较发达，在秦岭黄河以北的地区则要薄弱一些。
长久以来，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对乡村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社会学观点，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存在家庭—家族—宗族这样的基本社会结构。在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基础上，形成包括夫家父母在内的主干家庭，乃至包括诸子、诸孙共同组成的联合家庭。
由家庭扩展而出的，就是家族和宗族。一般来说，同一高祖的血缘群体称为家族，也叫“五服之亲”或“五属之亲”。高祖以上某代祖之下的血缘群体则可称为宗族。归根结底，宗族制度是以“血缘”为聚合的基点。
南宋时期的儒学大家朱熹曾提出一种理想的文化政治管理图式，将宗族文化作为政府监督、管理民间社会的重要手段，即“聚之以族，约之以礼，族睦而国泰。”当一个家庭扩大到家族直至宗族，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这样一来，就需要“礼”对人的规范约束，正所谓“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孙诒让：《周礼正义》）
明后期至清代，闽南一带的宗族文化已实现了高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尤以祠堂、族产、谱牒为三大标志。
祠堂，是一个宗族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是宗族成员进行集会的场所，满足了人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需要。
族产，则是宗族内部处理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在宗族耕田中划分出一部分作为“族田”，由族人们轮流耕种，耕种所得则归宗族共同所有，形成了公共所得的族产。族产具有诸多用途，除了保障宗族祭祀所需的经济开销，还用于资助族内子弟读书赴试，援助族内弱势群体等等。
谱牒，则是以族谱的方式记叙宗族源流和传承过程，并为族内杰出人物立传，警戒族内违规之举。
通过祠堂、族产、谱牒三大制度在宗族内部的合理运作，宗族形成了牢固结构。
宗族组织与村落组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宗族这一作为小传统社会的集团组织，一方面通过其对族内的控制来体现这一小传统社会的特有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村落政治或参与村落政治和大传统社会发生联系。
宗族权力本是宗族内部的权力，与国家政权不直接发生联系，但由于近代的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国家政权渐向乡村渗透，试图通过民间的诸如宗族之类的组织，达到对社会的控制。
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1950年，当年的政务院通过《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设立乡一级政府。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以县为地方最低层和民国以来以乡村作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做法，将政权的触角直接延伸至农村基层，不仅把党支部建在村上，还以村为单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民兵组织和妇女组织。
在其后到80年代的时间里，土地革命、土改复查合作化、公社化、四清、还有那十年......一波紧接一波的政治浪潮席卷农村，宗族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作为组织形式的宗族机构被宣布为非法，宗族制度被视作封建阶级的一套予以取缔；族田和其他财产被没收充公，宗族的经济基础被摧垮；作为宗族象征的族谱被收缴焚毁，祠堂中的牌位被收走毁弃，庙宇被拆除，祠堂被扫地作他用；联宗活动被迫中止，祭祖不能公开进行，甚至连给新生儿取名都必须避免族内已经排好的字辈。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以阶级的界限来取代宗族的界限。
简而言之，1949年之后到80年代，农村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宗族势力的衰弱，宗族失去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在信仰体系中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宗族也迅速地获得复兴。联宗活动重新启动，大规模的寻根祭祖仪式层出不穷。
同时，宗族所赖以存在的资源被激活，比如重修族谱，维修扩建旧宗祠或建筑新的祠堂，修葺祖坟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与宗族活动相关的一些组织重建起来，而一些活动和仪式如宗庙和祠堂的建制、祖先神位的排列祭祀活动的时间、祭祀人员的组成和序列祭祀经费的筹措在许多地方亦被制度化。
80年代初期恰好为宗族复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缘。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改变与控制的放松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相对密切配合的制度环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使得人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必须承求互助，对于聚族而居的人们而言，同宗亲之间的互助显然比外姓人之间的互助来得更为紧密，温饱问题的解决和财富的增加使宗族的复兴有了经济的基础，对外开放与华侨返乡从客观上加速了宗族复兴的过程。
因为宗族制度的复杂成因，加上百年来的历史基底，复兴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宗族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好人手里它会是凝聚力量的宝藏，在恶人手里就会成为保护罪恶的温床。
